看，林文的不少言语显得有些高空蹈步，因为我们并不是仅仅看文章写得是否漂亮，我们关键要看文章说明了多少问题，能否在中国兑现。选择这篇文章，意在展示中西话语对正义之名下正义之实的分歧，以及中西话语在思考问题时出发点和逻辑的不同。这对读者们深入思考正义概念很有帮助。

  刘军宁文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算是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由于自由主义近年来成为一种显性话语，虽然其主张未能系统地兑现，但因中国实际所有的市场化和理性渐进改革，其部分主张已变相地实施了。自由主义对自身是现实合理地谋求公正这一点的辩护，特别是刘对各方面攻击的反驳，便能直接展现各方面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因而直接说明了正义概念在中国目前的分歧。



  有关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与结果公正。

  何清涟文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良心的呼吁，秦晖文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邓聿文文社会公正：改革的利益诉求，周勍文扒开户籍制的皮--中国现行户籍制与社会稳定问题检视，吴从环文政治发展视角中的地区差距，这五篇文章，基本上展现了对我国目前改革中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及结果公正这一组问题的关注。何清涟和秦晖可以算是对社会公正特别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予以激情关注的代表，近年来因为其言论的激烈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他们的文章充分展示了我们目前改革中追求公正的困境，对于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状况极有说明意义。选择了周勍的长篇论文扒开户籍制的皮--中国现行户籍制与社会稳定问题检视，是考虑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那就是城乡差别这样一个中国最大的起点不公正问题，作者对这一问题倾注了深情的思考，可以预见这一问题在今后的我国终将成为一个必须切实解决的问题，从而使起点公正拥有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基础。政治发展视角中的地区差距一文虽然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谈论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因为这一问题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严峻性，所以也属于起点公正中的基本议题。目前我国政府的开发中西部方针正是在谋求这种起码的社会正义。



  有关正义信仰。

  曼德、摩罗、江登兴的谈话录信仰与现实危机，直接涉及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对制度建构和社会秩序的作用，虽然谈话并不深入，只是引出了这一问题，但这一点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中显得尤为可贵，完全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索。对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社会，实现正义缺少信仰上的支持，因而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建构，但这种制度建构对没有终极诉求的个体来说，存在着相对性和脆弱性，这预示了我国今后正义实现道路上的艰辛。中国目前社会的信仰危机对社会正义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日后制度建立的阻碍将更为致命，因而从信仰层面解决问题不失为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但这种方式在当下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和凡人时代就有些不现实。同时，信仰在目前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其能量也只限于个人领域，难以构成社会制度形成的动力。因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即提高公民的公德意识。官方已经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宣传和建构，但由于这种行为本身的宣传目的和做作，其真实的效果让人怀疑。因为公民还没有达到共同遵守社会公义准则的层次。正如前文已述，一个比较务实的期待便是，在经济市场化充分之后，个人经济自由和公民权利落实之后，个人之间通过交易规则建立起起码的公义规则，并期待在此基础上建立更高层次的正义目标。

  沈岿文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中国宪政的精神出路，虽然谈的是中国的宪政问题，但因为其直接从精神信仰这样更高级的层面观照，从而使它的分析深度不同一般。中国若想在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层面得到比较满意的状况，精神层面，具体地说就是哲学、信念层面特别是政治哲学层面不得到根本的变革，那就不太可能。我们深知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并没有一种深厚而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在世俗化的浪潮面前，主流话语依然企求在历史和意识形态式的话语中寻找自我辩护，这多少已与现实不相符合，更因为其本身回避了正义的问题而使这种合法性话语变得虚伪。这不能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由于目前中国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政权向宪政的转型，而宪政的背后依然需要政治信仰层面的支持，所以这篇文章具有相当的示范价值。

  而刘小枫文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更是直接针对我国社会伦理这一资源的当代处境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的信念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波及了我们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正义状况，从而使正义问题显得更为严重。这也可以算作是从信仰层面探讨正义的文章。



  有关政治正义。

  江绪林文合法性与政治家美德，匿名文利益集團、改革路徑與政治合法性危機，高全喜文自由、正义与弱势的政治逻辑，匿名文论一国范围内权力如何合理分工以及我国权力结构存在的弊端，这四篇论文，则直接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谈论我国的政治正义问题。其核心在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权力及权利的社会分配是否符合正义。显然，这些文章都是从批评和忧患的角度开始论说的，对我国目前的政治变革具有参照意义。



  有关社会正义。

  所选论文中，涉及当前社会正义的有吕金波/何海鹰文市场化改革中的利益重组与社会结构变迁，张英红文弱势阶层与社会稳定，郑也夫的演讲中国的信任危机。

  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由市场化引发的，在利益重组的条件下，社会各成员和各阶层因为得失和心理的不平衡，必然产生了以公正为名的正义诉求，不管这种诉求是否形成了话语，我们都不能无视这股强大的潜在能力。而目前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弱势群体及对他们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底线。无疑，这一点将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关注的焦点。如果连这一层次的社会公正状况都不能改善，我们谈论其他的正义便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因为众所周知，舒舒服服地谈论社会公正的拥有话语权的都是些衣食无忧的人。

  而郑也夫先生直接敏锐地从社会交往中的信任这一点出发剖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困境，总结起来就是基本信任的崩溃，也就是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感。这一方面对一个社会的正义建构关系重大。不用说，信任本身就是社会层面正义诉求的基本要义，更因为信任是建立其他社会正义的基础，所以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诸多信任危机已经使社会正义状况越来越严峻。可以想见，一个社会连起码的信任都丧失了，公民之间的交往，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都缺乏信赖，那将是多么大的交往内耗，这不仅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效率，更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危机着社会对正义的建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京东山人的小文’看客文化’的制度原因，笔者认为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层面正义难以实现的一个根源，即中国人的那种旁观者的看客心理，每个人出于自保本来无可厚非，但在一个严酷的生存处境中，本来可以联合起来战胜明显的邪恶时，个人依然选择了旁观的姿态，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这类事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话题中。但我们已经习惯了谈论别人，真的面临起码的社会公义遭到威胁的情况，能站起来的人又有多少呢？我们当然不能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因而我们期待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力量的加强以及政府维持社会公正的力度的加强。但我们不得不在这种目标尚未达到之前改变这种看客的心态，在社会领域里形成必要的集体行动--这需要社会在法律制度层面的主动建构，这终归比单个的人去直接面对邪恶要正义得多也有效得多。京东山人将看客的倾向归结为我们的制度，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但真的如此么？读者可以就旁观者心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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