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

übingen．1972，第14页以及下两页；以及《神话与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

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

I．Lakatos，A．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uth of Knowledge，Cambridge，

1970；狄特里希（W．Diederich）（编）：《历时性科学理论论文集》（Beitrae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 1974；布伯纳：

《研究逻辑的辩证法因素》（Dialektische Elemente einer Forschungslogik），载其

：《辩证法与科学》（Dialek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73，第

129页以及下两页。库恩（Th．Kuhn）：《新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Neuen），

Frankfurt am Main．1977。

6. 　　奥维尔曼（U．Oevermann）：《关于教化过程力量以及社会化研究策略的纲要性

思考》（Programma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Bildungsprozesse

und einer Strategie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载：胡莱尔曼（K．

Hurrelmann）：《社会化与生活经历》（Sozialisation und Lebenslauf），

Heidelberg，第34页以及下两页。

7. 　　丢伯特（R．Doebert），哈贝马斯，诺恩纳-温克勒（G．Nunner－Winkler）（编

）：《自我的发展》（Entwicklung des Ichs），K?ln ，1977。

8. 　 亨尼斯（W．Hennis）：《政治与实践哲学》（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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