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的多元时代，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自己的思想结论，没有放之四海的现成真理，也没有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先师，而只有通过不同集团群体、不同思想层次、不同话语领域的持续不断的良性对话，才能获得多种意见的短暂共识，而后再分化，再力求获得新的共识。



    可以说，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⑦]在我看来，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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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②] 刘小枫、吴伯凡《关于的对谈》，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4 月。



[④] 多人笔谈《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季夏季号，第12页。



[⑤]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7页。



[⑥] 对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贬损，成为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种常态，如在1998 年, 《北京文学》发表的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中，成为所谓“晚生代”们对现有文化精神和秩序的全面颠覆。韩东认为: “在同一代作家中, 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写作,……我们决不是这一秩序的传人子孙, 我们所继承的乃是革命创造和艺术的传统。”这一代写作者对传统和正统加以消解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传统的和正统精神在当代质疑中成为一个被拷问的问题，一个正在丧失合法性的“历史政治经典”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既不是审父的一代，也不是弑父的一代，而是贬父尔后失父的一代。这一代以对精英文化消解为己任，如贺奕认为，精英刊物“《读书》是腐朽到无可救药的，《收获》是正在走向腐朽的。”；于坚的看法是“《读书》居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高读物乃是这个知识界没有头脑的证据之一”。这种看法，也许代表了更年轻一代人的价值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写作成为一种自我的感性宣泄和形式姿态：对真正的问题采用贬损的态度，而不再面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甚至失去了提出新问题的敏? 泻湍芰Α?/P>



[⑦]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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