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渔尖锐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平面移植到中国后的保守性的错位，以及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后现代的先锋性、超前性之间的错位。”[④]这些尖锐对立的看法，表明“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着对抗、接受、过滤、变形、汰变、退隐等问题。而后现代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中国后现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质，又具有当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创新意识；既有否定性价值的消解性后现代主义，又有重建价值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如何坚持在对中国现代性审理中，保持正确的心态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不是人为地炒问题，可谓殊为重要。



    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同样如此，一些学人将后殖民看成是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重要方式，深入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神经系统；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后殖民研究回避了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和经济阶级问题，在文化传媒电影电视广告等问题上小题大做，会使问题浅化泛化。这些看法大抵因为出发点、学科观察角度和清理程序的不同所导致。如何能够在学界形成的综合性合力研究中，得出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既需要求同存异，也需要时间。



2，理性的限度与意义。



  后现代性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在现代性扩张的历史中，中心主义的理性框架对人的生存产生多种多面挤压，这无疑需要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空间的拓展，使理性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获得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当后学家对理性过度消解之后，又找不到适切的取代物，于是在在“反”与“非”的思想“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化思潮的同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被现代科层机构和跨国金融资本主义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逐渐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后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仅仅按“超理性”模式运行，导致超理性和非理性成为今日的行动指南。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愈加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在反理性、反经典的后现代氛围中，精英主义的理性尺度开始泛化，经典的边界开始软化，理性尺度的确立因人因时因阶级民族和性别而定。如果一味多元，则无异于在无限拓宽尺度的同时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个体的任意性无穷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之际，一种看不见的“他者”——无数的他者构成“公共空间”，仍在制约着每一个人。个体在这个“私人时代”都显得无比重要，但同时又变得空前不重要。







二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命运







    在我看来，后殖民理论本身就包含着地域政治问题，其对“文化中国”的重视，反对将中国割裂开来论述，意味着在后殖民时期已经不可能再狭隘地理解“中国”，而应形成一种广义的“文化中国”或“汉语学界”。这样一来，“中国后学”的研究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大陆学界，还需对港台乃至海外汉学界进行扫描，因为将港台“后学”排除在外，只能获得一份不完整的“中国后学”学术版图。职是之故，只有通过对大陆港台后现代后殖民的整体研究，重视港台海外中国学者的“后学”资源，才能弄清中国文化在21世纪前夕具有怎样的症候？其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剩余物是什么？转型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还是汰变部分？港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否在于从第三方的立场看自己的文化身份？海外后学是否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分类中出现对西方的疏离或昵近，同时对大陆的隔膜而诉诸想象性中国和想象性自我身份？



    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这必然使中国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并引发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分歧。



（一），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在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同时对全球化语境进行再认识，并将为中国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后殖民性观念与全球资本主义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后殖民批评的主题与全球关系转化所提出的新观念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企图把那些没有明确定位的知识分子在后殖民话语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知识分子本身可以生产那些构成后殖民话语的主题，但正是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才能使他们成其为后殖民知识分子。”[⑤]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成堆的问题中，本土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未来的预言能力或展望能力，他们遭遇到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焦虑，既有对自我生存意义和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又有阐释自身社会空间的焦虑——阐释中国的焦虑（对当代中国失去发声）。在我看来，这种焦虑内蕴于自我生存和精神层面，一种不再有家园感的当下得失的、丧失了民族问题和精神层面问题的后现代式欢欣：没有所谓的精神崇高或价值理想，没有所谓的向心力的心灵凝聚和超迈精神，只剩下多元文化大众文化中的高速转向，或在消解了乌托邦神话和政治寓言的平面上，塑造世俗性神话和金钱寓言。[⑥]



    后殖民理论充满歧义和差异，但化约化处理则可以看到，其实质无非是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对看”问题。所谓“东方主义”大致上可表述为：是西方人眼中的想象性“东方”：既有西方人中心主义式地“凝视”中国的文化渗透或文明冲突论，又有东方边缘迎合西方主流话语设定“被看”甚至“制造被看”；既有民族主义的文化拒斥的“说不”，又有东方学者进入第一世界学术圈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并以获取的西方理论去反映自己处境的尴尬——获得中心权力精英身份的同时，忘记了母语边缘文化身份，在分享中心话语权的同时，却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沉默”的话语。与上述话语理论相对，所谓“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象性“西方”。即：既有制造西方神话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又有主张走出现代性而走向民族性或中华性；既有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进而对西方加以解魅，又有宣扬西方衰亡而东亚崛起论。在这种复杂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话语纠缠中，学者们的谈论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得出清晰的结论，而且，在谈论问题时因对象的多元性，而使问题很难在一个平台上获得某种“主体间性”。



（二），后学话语在中国的命运。



    这种主体间性的丧失，使后现代在中国的问题难以过于乐观。有人将后现代分为解构性后现代和建构性后现代，但一般而言，所谓建构性后现代，是在解构性后现代将传统价值精神和文化意义消解后的废墟上，神学家开始树立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重建被现代性理性逐出话语中心的神学话语叙事。然而事实上，建构的后现代在诸多精神意向上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南辕北辙，因此“建构”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之“后”，而是有可能回到现代之“前”——形成新的神学主义话语中心。



    反过来，有的学者对后现代后殖民有着一种本能的拒斥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微弱的西化成果，可能被这种反理性或为理性设限的后现代主义打断，而后殖民话语则又可能给其面向西方现代化的热情浇上冷水，因此反后学的声音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动机不一，心理不一，目的不一，结论也不一。那么，当代中国是否可以仅靠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不理会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思潮和后殖民理论？是否可以纯凭自己的好恶在网络化造成的全球化浪潮中退守一隅？是否可以单以一种传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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