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所可能具有的普遍价值不感

兴趣，只是通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和那些里程碑式的事件的说明来对今天所达到的

成就进行解释。这种方法论最终导致对于现实采取一种承认而非批判的基本立场。



  但20世纪出现的西方政治危机促使学者们试图在政治思想史的演变中寻找危

机的根源，由此引发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即由以萨拜因为代表的历

史主义转向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普遍主义。施特劳斯相信存在一种关于合理的政

治社会的绝对知识，他表示， 我们能够提出我们社会的理想的价值问题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对于一个人来说存在着某种根本不隶属于它所处的社会的东西，而

是我们可以，也必须寻找一种标准，使我们能够以此来对我们自己的以及任何其

他社会的理想进行判断。[12] 可见，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截然相反，强调历史

上的思想对现实的意义，从而为当代人评价以前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当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的批判就是采取了普遍主义的方法论。



  然而，普遍主义在否定历史主义的同时，却走入了新的误区。这种误区导致

了施特劳斯和当代自由主义者虽然都遵循普遍主义却最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一吊诡的现象。施特劳斯认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才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而

近代政治思想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古典传统不断变质和扭曲，从而也是一段不断

堕落的历史。当代自由主义者则视现代自由主义理念为普遍价值，拒斥古典政治

哲学。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双方都走入了普遍主义的误

区，普遍主义本身存在走向狭隘的普遍主义的危险。施特劳斯主张 充分的理解

就是按照与某一思想家对于自己的思想的理解完全一致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理解。



  [13] 但这种对于过去著作进行理解的标准并不具有客观意义。施特劳斯自

己也承认，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对于过去著作进行理解的方法，因此理解就

成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解者即思想史研究者本人的先入之见影响的、带有

极强主观性的作业过程。这必然导致对普遍主义本质的歪曲，最终走向相对主义

和虚无主义，施特劳斯和当代自由主义者的分歧便是很好的例证。前者实际上把

古典政治哲学奉为普遍的价值，后者则把自由主义视为检视任何社会的普遍标准。

普遍主义最终成为学者们阐发自己价值观的遮羞布。这种普遍主义的误区其实没

有意识到历史性与普遍性共存于西方政治思想当中。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应该对

其中的历史性成分和普遍性成分进行鉴别，然后予以客观的评价，而不是把政治

思想统统置于普遍性的框架内予以赞同或者批判，从而忽视了其中的历史性成分。



  对于历史性成分，我们只能按照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去理解，而不能断章取

义地去批判。不幸的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的误读便是以自由

主义的理念来检视古人思想中的历史性成分，实际上是 关公战秦琼 ，继而也

忽视了古典伦理政治蕴含的普遍性成分的永恒价值。



  重新解读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



  笔者在此试图运用普遍性与历史性的两分法，通过对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误读

的批判，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进行重新解读。关于对古典伦理观的批判，实际

上是自由主义者未能在深刻体认古希腊思想家对伦理的哲学阐释的情况下，匆忙

用自由主义的伦理观来考察古典伦理的含义。其实罗素自己也承认， 我们受了

民主理论的影响，已经习惯于把正义和平等结合在一起；然而在柏拉图却并没有

这种涵义。[14]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的确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些当代人

对正义的一般性理解，虽然大家都是用同一个词。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正义更

多的是在程序的意义上予以理解，而非与诚实守信等范畴相关的那种正义观。古

典伦理观与苏格拉底提出的 人如何过一种正当的生活 休戚相关，而自由主义

伦理只成为论证现代政府合法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古典伦理观的理解应该

置于思想家的哲学认识之中，也即古典伦理与学意义上的 善 有关。个人的伦

理实践被纳入到更为广泛的 善 的理念当中， 善 不只仅仅意味着道德，而

是事物的本性达到完善的一种状态。因此柏拉图相信， 只有通过真正的哲学，

只有从这种哲学的高度，人们才能认识正义的本质所在。无论城邦的正义还是个

人的正义都概莫能外。[15] 可见，古典伦理在本质上是种哲学思考，其含义远

远超过了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伦理视野。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实际上是政治对哲学的

误读，反映出他们并没有深入到古希腊历史情境的深处去思考。



  至于对西方古典伦理与政治间的关系的批判，笔者认为依然是当代自由主义

者缺乏历史眼光的缘故。这种误读体现在两个层次，第一是他们批评古典政治的

范围不应涵括伦理，认为伦理只能在宗教和市民社会领域得以实现。这主要源于

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今世界的政治与古希腊的政治状况截然不同。当亚里士多德提

出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时，他实际上是指人天生是城邦动物，只不过由于在

当时，城邦统摄了一切领域，公民除了参与城邦事务外，没有其他的公共生活领

域。因此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等同于政治，政治的范围就自然包括了所有具有

公共性质的领域，伦理也只有在政治中才能实现。我们不可能去苛求古希腊城邦

里要有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市民社会，使之承担起伦理实践的任务。可见，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的本质含义是 人不能离开公共领域。 这个公共领域只是

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才逐渐走向多元化，国家与社会成为两个力量平衡的实体，

而 政治 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功能，失去了整合全社会的能力。因此对古

希腊思想家关于政治含义的界定范围的误解导致了他们的误读。



  第二是当代自由主义者视古典伦理政治观为极权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这种

担心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古希腊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波普尔激烈批

判柏拉图的乌托邦，认为乌托邦必然导致对现实的宰制，从而演变成极权主义。



  为增加他的论证力度，波普尔还指出现代社会出现的乌托邦工程所导致的历

史悲剧。这些批判似乎落地有声，其分析却是建立在对柏拉图深深误解的基础上

的。



  当柏拉图设计理想国以实现真正的正义时，他只是在进行哲学上的思考，根

本没有把乌托邦付诸于现实的企图。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城邦理念的探索，

而理念不是现实中个别的事物，理想国并不是对现实政治的具体设计。因此柏拉

图的研究者，《法律篇》的英译者桑德尔指出： 如果谁要认为柏拉图真的相信

他的理想国能够付诸现实，那就等于不仅假定他太多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而且

简直在政治上是幼稚无知了。[16] 可见，柏拉图的伦理政治观实际上是一种哲

学关怀，而波普尔却用狭隘的政治眼光来检视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对哲学

的误解。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想国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能在现实中实现，而在于它

代表了城邦的理念，为现实中的城邦提供一种价值上的参照。至于罗素等人在操

作层面上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批判，依然是种误读。罗素认为道德判断不同于事

实判断，没有一致性和客观性而言，道德对政治的统摄必然导致极权。这种判断

值得商榷，其实知识不仅包括事实判断，也应该包括价值判断。因为人类在基本

的道德伦理方面的确存在一致性的知识，即诸如 不得滥杀无辜 等这些道德判

断都是人类的共识。我们不能因为有少数狂人不认同这些价值判断，去否定它们

的一致性和客观性。所以笔者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者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指责并

没有切中肯綮，只是触及到了思想的历史性层面，对掩藏在历史性层面下的普遍

性层面却缺乏深刻地体认。



  并未结束的结束语



  当我们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审视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就会发现其普遍性价

值在于，始终关注 人应如何过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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