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一书是著者自隐其名。王博先生认为残简《文子》屡称“天子”“天王”“天下”“富有天下、贵为天子”，显然是指一统帝国的君王而言，决非某诸候王能当此名；即使是楚平王，和文子答问的可能性也很小。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而是平王之臣。魏启鹏先生认为文子是晋国“公孙之后”辛文子，平王是周平王，丁原植先生引用了引用了这一说法。吴光先生认为文子有可能是文种，平王是楚平王。李定生先生认为文子是楚平王时人，学于子夏、墨子，平王是楚平王，后来又提出可能是齐平公。



  3、关于《文子》的成书年代



  1）一些学者把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区分开来，主要探讨竹简《文子》的成书年代。比如王博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成于汉初，严灵峰先生先生认为是在战国末期。郭店竹简出土以后，有些学者，比如郭沂、丁四新等认为竹简《文子》的产生年代是比较早的。张丰乾和曾达辉先生对今本《文子》的成书年代作了一些探讨，都认为应当是魏晋或南北朝人所做。胡文辉先生则更具体地认为，今本《文子》的编撰有可能就在高诱注《淮南子》之后，曹植上《求通亲亲表》之前——即公元205—231年之间。



  2）另一些学者认为今本文子内容大体可信，李定生先生认为“韩非读过文子”，《文子》是先秦著作，赵建伟先生把文子的成书分成几个阶段，从战国一直延续到魏晋。



  4、关于竹简《文子》的校释、篇题



  李缙云先生对竹简《文子》的释文做了重要的修正，邢文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有《圣智》、《明王》的篇题，李定生先生附议，赵建伟先生提出了反驳。



  5、关于文子的思想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和两种《文子》的关系有关。有的学者把今本和竹简本等同起来，讨论其中的道、易、法思想等等。另一些学者则着重阐释竹简本的思想，或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的部分。



  6、关于竹简《文子》与新近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一些学者在研究郭店竹简以及黄帝四经等出土文献时，论及竹简《文子》，比如丁原植、郭沂和丁四新先生都认为竹简《文子》的思想和风格均和郭店竹简《老子》相近。





  应该说残简《文子》的释文发表以后，它与今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竹简本《文子》与今本虽然有前后相因的关系，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更主要的是，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是抄袭自《淮南子》的，《淮南子》的很多内容又来源于先秦甚至汉初不同时代的不同古籍，以这样驳杂的内容为《文子》原书断代，难免误入歧途，肯定难成定论；甚至会造成南辕北辙、以不是为是的现象。但如果已经认定了今本《文子》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夸大一些材料的作用而回避另一些关键的材料，出于“师心”“前识”剪裁和拼接材料，而不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细致地推敲。《文子》研究中莫衷一是的现象，归根到底是这种不恰当的方法论所造成的。大家都承认今本《文子》后人窜乱颇多，但很多学者又同时认定它是可靠的先秦或汉初的著作,是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而忽视了“多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导致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形。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术界在竹简《文子》与今本应该区别对待的问题逐渐被接受，但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驳难。而与之相关的其他诸多问题，几乎是各执一词，鲜有压倒性的结论。对这些问题，无论是材料的消化，还是方法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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