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打”则只出现在这些囫囵语里，因此不独立地具有意义。信号是整体的，句子是分析的，囫囵语间于两者之间。一个信号必须充分分化为由具有独立意义的词构成的单元，它才是一个句子而不只是一个信号。

      囫囵语的意思不是从其中包含的成分来的。以囫囵语之为信号的一种延伸而论，囫囵语天然地具有意义。正因为囫囵语已经是有意义的，它的成分才可能具有意义。如果这个成分出现在不同的囫囵语里，它就独立地具有意义。不同的语句就像经过同一点的不同线段，这些线段本身有其各自的坐标，从而把它们共同经过的那一点的坐标确定下来了。

      语法学里的句子和单词是形式概念，从形式上说，句子和词是互相定义的，词和句无所谓孰先孰后。但若从实质上把句子看作交流单位，和信号和囫囵语对应的，显然是句子而不是单词。那就该说句子在先。弗雷格一派强调词只在句子里才具有意义，其次才谈得上句子由语词构成，其中自有深入的直觉。

      句子是由词构成的。但和这个提法配套的是，词是从囫囵语里分化出来的。因此，“词只在句子中具有意义”和“词独立地具有意义”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互相矛盾。实际上这两种说法联合起来揭示着语言的本质。有了一个定型的语言，自然我们有时候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句子就学会一个词，这种情况常常会导致人们对语言的本性作出错误的说明。罗素认识到句子的意义“多于”其中各个词的意义的总和，但伤心地承认这种多出来的东西无法加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不能从词的组合开始而必须从句子的分析开始。

      词是从信号等已经存在的交流形式中独立出来的。信号里的某些部分相继取得独立的意义，即不断形成一个一个的词，原来的交流形式也就改变了性质，信号变成了句子，信号系统变成了语言。这有点像说一个国家里的一个又一个个人、一个又一个群体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身份，这个国家就是由公民组成的了，这个国家就从天赋君权的政体转变成了契约制的政体。

     

    分析与对应

     

      从信号到语言的变化也可以看成是事件囫囵地得到指示转变为事件被分解为互相联系着的单元而得到指示。我们见到的总是狼从山那边来了，或狼在咬一只羊，或狼在逃窜，然而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件整体的事情看成是一些因素的组合。我们说“狼来了”“狼飞跑”“狼扑咬”，在这些句子里，“狼”这个词就指狼，而不指跑来的狼，或逃窜的狼。我们没有见过不动不静不灰不黄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狼本身，但我们仍然可以单单指称“狼”。

      世上有没有独立的狼这种东西？同样可以问：世上有没有独立的正义、圆圈、灰色、飞跑？正像没有不动不静不灰不黄的狼一样，世上也没有脱离了人鬼虎狼牛马的飞跑，没有不衬映在别的颜色之上的灰色。

      然而，不正因为自然界有一种具有灰色能够飞跑的动物，有这样一种主体，从而才能有“狼”这样一个名词和它对应吗？

      “狼”和自然界的什么对应？当然是和狼对应。“飞跑”和飞跑对应，“灰”和灰对应。好无奈的鬼打墙！ “狼”和实在的狼对应，“假设”和实在的假设对应，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呢？语言不是用来和自然对应的。没事儿对应个什么？对应哪条狼？扑过来的狼还是逃窜的狼？大狼还是小狼？最好还是对应狼本身吧？我们说“狼”，才始有狼之为狼，才始有不管大小不管飞跑还是静卧的狼本身。“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 “狼”、“跑”、“假如”不是造出来和自然界里已经一一排列妥当的实体、属性、活动和关系一一对应的，它们是功能各异而又联合配套的设施，我们依赖这些设施而能够把各个相异的整体事境分解为一些固定因素的组合，作为因素的组合来看待来述说来处理。

      但我们不觉得狼比飞跑和灰色要多几分独立性吗？不觉得飞跑和灰色总要有所依附而狼却是这些动作和颜色的主人和主体吗？当然觉得。事境被分析为物与物、物与属性的、物与动作的关系。形状是依附在物体上的，行为举止是由一个主体发出的，这里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神奇古怪，而不过是语言机制使然。“狼”“飞跑”“假如”是些不同种类的设施，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句子中起作用，并共同使句子起作用。

      这还不只是说，“狼”是名词，“飞跑”是动词，“假如”是连词，名词多用作主语而动词用作谓语，等等。我首先是说，语言本质上是分析的，特定的整体的情境被分析成了由元素结合而成的整体，事件被分析成了物体、形式、举止行为、关系等等。这些类别当然反映在语法范畴中，但它们首先是哲学范畴。事境被分解为物与物、物与属性的、物与动作的关系，这说的是，通过语言，事境被看作这些单元的联系。并非先有主体才有行动，而是我们把事件分解为、理解为主体和它的行为举止。这些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之中的人类理解。

      我和“逻辑语言”或“理想语言”的想法正相反对。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理想语言都假设先有一些清清楚楚的个别的东西开始，然后这些个体取得联系。奇怪的是，本来清清楚楚的一些个体，后来经过认识的努力，倒都变得一团糟。在我看，原始经验是混合的，通过语言的棱镜才折射为个别事物的联系，清楚的单元的清楚的联系。“逻辑语言”或“理想语言”只能意谓一种更加出色的语言，不能再有别的意思，因为语言本来已经是现实世界的逻辑和理想。

      那么，我们能不能设想，同样是从混合的经验开始，但最后却达到一清二楚的理想语言呢？这就像设想在某个城市里建成最理想的交通系统。我们无法完成这项工程，倒不在于所需的投资过大，而在于我们无法定义何为“最理想的交通系统”。一片住宅区建起来了，一个商业区兴起来了，另一个大商场倒闭了，哪个系统能把这些情况包括在设计之中呢？还有，对谁最理想？公交优先，减了小汽车的车道，拓宽了机动车道，苦了蹬自行车上班的男男女女。

     

    可能的世界

     

      大雁报警是选择性的，但不是分析的。我们有时把大雁报警翻译成“狼来了”，或“危险正在接近”，或“我们必须立刻离开”，但我们至少知道在那里无法做出陈述句和祈使句的区别。信号是被囫囵地理解的，一个信号对应一种事件，语句则是被分析地理解的。“这个街区现在每晚都有个滴着血的幽灵徘徊”与报警的雁鸣同样能引起惊退的行为，但二者起作用的方式却不同。句子之完整地传达或报导一个事态，是经过了把事态分解又综合的方式完成的。

      我们当然不只是在议论语言，我们是在谈论人，谈论人的非直接性。凡能够直接达到的，我们都能间接达到，——我们达到没达到，本来是件约定的事情。你说我最深的爱是无法表达的，那我们已经约定好了用“无法表达”来表达。但能够间接表达的，却不一定能直接达到。我们无法用任何“会心一笑”的办法来讨论氢原子的结构。

      世界不再是一个序列，一道浊流，而是一个由各种因素构成的世界。每一事件都展现为某些元素之间的联系。它是一个元素，这等于说，它可以和这些元素连在一起，也可以和另一些元素连在一起，它们可以这样联系，也可能另一个样子联系。事实上如此联系着的，只是各式各样可能联系中的一种，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种种可能世界之中的一个。语言分解-结合的机制，实已构筑起了逻辑空间，使得我们人类从可能性来理解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在这种“本体论”意义上，我们要说，可能性高于现实性[9]。可以分出两种最基本的可能性，一种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可能发展成A也可能发展成B。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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