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的正作用得以最大化发挥，变‘后期补救’为积极的预防，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这恰恰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四是公众认知因素。原始社会人类崇拜自然，农业社会人类顺应自然，工业社会人类征服自然。“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走向知识社会，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守护自然，互利共生。”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这也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公众基础。这些因素表明，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和理论的传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一背景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强大的牵引和承接作用。可见，生态现代化理论是通向未来生态文明新纪元的必然产物。
    二、生态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涵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最先发展起来的，随后这一理论的经验研究拓展到芬兰、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等地。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德国学者耶内克（M. Janicke）、约瑟夫·胡伯（JosephHuber）、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乌多·西蒙尼斯（Udo. Simonis）、克劳斯·齐默曼（K. Zimmermann），荷兰学者格特·斯伯加伦（G. Spaargaren）、马腾·哈杰（Maarten Hajer）、阿瑟·摩尔（ArthurP. J. Mol），英国学者阿尔伯特·威尔（AlbertWeale）、莫里斯·科亨（Maurice Cohen）、约瑟夫·墨菲（J. Murphy），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尔（FrederickH. Buttel）、戴维·索纳菲尔德（David A. Sonnefield）和妲娜·菲舍尔（DanaR. Fisher）等。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内容有：强调技术创新在环境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技术创新；对官僚机构和低效率持批评态度；支持环境改革的市场作用和市场动力；关于社会机构和社会冲突的系统观；国家层次的分析。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主要内容有：比较淡化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更多强调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平衡；更加强调制度和文化的作用，社会机构在环境诱导的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集中研究OECD国家工业生产的国家比较。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内容有：扩展研究的理论和地理范围，包括消费转型、非OECD国家研究、全球生态现代化过程；环境问题给社会、技术和经济改革带来的挑战；现代性核心社会制度转型，包括科技、生产和消费、政治和治理、市场制度等，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多个层次上的转型；定位于科学领域，明确区别于反生产力、反工业化、后现代主义、强社会结构主义和许多新激进主义。(95)这一阶段主要致力于生态现代化的复杂性研究，也取得一些重大的成就：非欧洲国家生态现代化（Buttel, Mol）；生态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理论研究（Maurie J Cohen[9]）及环境创新与传播研究（Martin Janicke[10]），（Gouldson, Murphy[11]）；政治生态现代化和地区经济与全球一体化进程（Gouldson, Murphy[12]），（David Gibbst[13]）；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环境运动对环境转型和政府决策的角色作用（Maurie J Cohen[14], Mol[15]）；分析中小企业工业生态重建和对市场—政府灵活管理（smart regulation）及结构性解决措施的探讨（Andren Revell[16], Martin Janicke[10]）。转载自 wＷw.Ｑiqi8.ＣＮ 778论文在线
    关于生态现代化的内涵，学界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作用，也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即向符合生态学原理发展模式转变。生态现代化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17]何传启认为，首先，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次生态革命，包括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社会向生态社会、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改善，生态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生态结构、生态制度和生态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竞争和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等。其次，生态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末，生态现代化大致经历相对非物化和绿色化（经济与污染相对脱钩）、高度非物化和生态化（经济与环境退化绝对脱钩）、经济与环境双赢、人类与自然互利共生等四个阶段。其三，生态现代化是一场持续100多年的国际竞争，包括不同国家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以及国内生态效率、生态结构、生态制度和生态观念的变化。其四，生态现代化具有绝对和相对两个视角。如果说生态现代化的国内进程是绝对生态现代化，那么生态现代化的国际地位变化过程就是相对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既是国内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良性耦合，又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领域的国际竞争。[18]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社会向生态社会、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应该具体分析。比如“物质经济”与“生态经济”、“物质社会”与“生态社会”在逻辑对应上似乎有问题。因为“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也需要物质形态的东西，也就是说，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也有物质载体。由此，在逻辑上“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生态社会”与“工业社会”相对应更准确而恰当。而“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也有类似问题，生态文明并不遮蔽物质文明，只是生态文明更需要物质文明的生态化转向。[19]
    西方学界对新兴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不同观点，并有不同的代表人物：
    一是早期“预防性”策略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丁·耶内克。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20]。其中“补救性”策略包括：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损失给予修复或补偿；通过对环境破坏性产品与生产过程采取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污染，如在燃煤发电站内应用流体除硫设备以防止酸雨生成。“预防性”策
[align='center']       [/align]                             略包括：生态现代化通过技术创新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或经济结构生态化促使引发环境问题的生产过程被新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所替代。可以看出，耶内克对生态现代化思想内涵的论述过于表面化，只是将最浅层的东西描述了出来，但是他对促成该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贡献。
    二是社会变革和生态转型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瑟·摩尔。摩尔认为，第一，生态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轨道要改变方向”，换言之，实现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开发更加先进的生态环境技术来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末端治理技术。第二，通过有效摒除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三者之间的必然因果联系，促使经济发展的环保性质、生态含量、综合速度和空间分布发生生态化优化。第三，通过实行环境质量认证和环境稽查，刺激私有经营者在环境行为方面展开竞争，从而创建生态市场，并以此防止政府成为环境极权主义的化身。第四，随着环境问题在政府、市场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系统化，环境运动的角色慢慢从社会发展之外的批评者转向社会内部，并逐渐涉及生态转型的独立参与者。[21]
    三是综合性新政策论，代表人物是哈杰。哈杰指出：“过去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环境的破坏性后果提供证据，而今却日益成为政策决策过程的中心。其中，生态科学尤其是系统生态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2]哈杰认为，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环境保护只会增加成本”这一传统思想让位于“防止污染有回报”这一理念。因为“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环境有所贡献，那么它也无资格从中获益”。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免费商品，那么对其任意使用必然增加社会经济成本。生态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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