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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则伦理到德性伦理的伦理嬗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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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则伦理到德性伦理的伦理嬗变的策略

收集整理：佚名来源：本站整理时间：2012-06-21 20:47:44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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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现代性的道德问题所产生的德性危机与日俱增，德性越来越边缘化，因而，一些思想家希望改变德性边缘化的危机，从而为德性伦理的复兴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背景。从伦理理论背景来看，功利论和道义论无法解决人们心灵无序状态，人们开始不满于近代以来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恰如赫斯特豪斯所说，“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来自人们日益对义务论和功利论的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中后期，追寻德性成为时代呼声，德性伦理以其相对于规范伦理的优势而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
    一
    现代性是思想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关键词。尽管不能具体地、全景式地讨论有关现代性概念的诸多论说，但我们能够探明现代性问题的实质——现代性的德性危机，认识到德性伦理学兴起的现实原因。从词源学上考证，“现代”(modern)一词，其拉丁文形式(modernus)早在公元5世纪，即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就此意义而言，“现代”一词本身没有确定的历史定位。目前，学术界所要探讨的现代性，是特指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性质、特征。“现代性”是以其“现代性问题”而吸引学术界的全面关注。现代性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价值何在、人生意义何在的问题。现代性问题，从深层次的角度看，就是道德文化的危机，尤其表现为内在德性的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运动消解了中世纪的超越性道德源泉，而随之而来的道德文化未能提供相应的普遍性价值源泉，甚至阻碍了这种价值源泉的形成。
    启蒙运动之前，人类生活秩序和价值都是由整体性的超越秩序来保证和提供的。在雅斯贝斯看来，这种整体性超越秩序形成于人类历史的“轴心期”，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讲的原始文化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的时期。雅斯贝斯认为，在这一时期，一些思想家和哲学家把原始神话“精神化”，建构起人类理解自我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这种理解自我和世界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而蕴含其中的“精神化”的过程，雅斯贝斯称之为“超越的突破”。“超越的突破”的含义在于：在这些文明地区，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显然，这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的突破”——人已经意识到自我的有限性，向往和感受绝对。这种超越性的价值源头的特征就是“整体性”。此期，“上帝”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性整体。它既是外在现实社会秩序的存在根据，又是内在心灵秩序和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超越性的“整体性”价值源泉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二元对立，以确保其超越性价值的神圣性和对现实社会秩序的统摄。传统基督教认为，整个世界被分化为天国与人世、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前者是真善美的理想王国，后者则是充斥了情欲的感性世界。在基督教看来，世界的二元化冲突不可调和。人们应当放弃尘世间的情欲生活，追求来世的神性生活。这就需要人们“对于任何肉欲行为都要盖上谴责的烙印”。于是，人的整个生命在基督教世界中就演变成了在上帝与魔鬼、神性与人欲、天国与地狱之间艰苦抉择的战场，人在无形之中被尘世间的情欲和崇高的神性所分裂。“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
    基督教中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和分裂，构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深刻文化根源。恰如黑格尔所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超越价值和超越世界渐渐逝去，上帝难以经过人类理性的思考，人们发现，“‘圣饼’不过是面粉所做，‘圣骸’只是死人的骨头。”(P452)彼岸世界和超越世界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早期的道德观点认为，与某个源头——比如说，上帝或善的理念——保持接触对于完整存在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启蒙运动之后，“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于是，“宗教性道德”向“现代社会性道德”过渡。
    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成为了现代性的开端。超越世界的价值源头开始锁定在人类自身。“人类在道德方面是‘独立的’，也就是说，‘道德准则是人类自己制定的’，承认了这一点，伦理学就彻底摆脱了宗教的阴影。现在，要为道德的建立找到一个出发点，这完全由人类自己来决定。”[10]
    然而，超越性的价值源头经过启蒙运动的消解之后，“随着过去两三个世纪的理性主义转向，实践智慧和价值理性已被边缘化了”[11]，工具理性成为价值理性的主人。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异变。工具理性的膨胀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的与日俱增，但也带来了道德的滑坡、价值的衰微。舍勒感叹，在现代性社会中，世界已不再是人类精神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12](P20)。韦伯则更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出魅，它的使命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13]正如黑格尔曾指出的，“当目的、手段和与之相伴随的后果被一起合理性地加以考虑和估量时，行动就是工具合理性的。这包括合理性地考虑针对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目的对伴随结果的关系，最后是合理性地考虑各种不同可能目的的相对重要性。”(P93)显然，这种工具理性所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效果，实现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重视人的行为“是什么”的事实判断，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就此而言，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的不断膨胀也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不断萎缩。
    同时，随着超越性价值源头的消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一些人赞同感觉至上，赞同感觉在人生道德价值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在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方面，肯定感性和感觉欲望在道德上的地位，无疑具有进步的作用。毕竟，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感性和感觉欲望的满足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完全把人生的意义归之于感觉的苦乐，实际上也就消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奥伊肯说：“倘若人不能依靠一种比人更高的力量努力去追求某个崇高的目标、并在向目标前进时做到比在感觉经验条件下更充分地实现他自己的话，生活必将丧失一切意义和价值。”[14](P41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就某种意义而言，道德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范和要求，当个人利益或幸福与社会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感性个体在某种程度上自觉牺牲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地彰显出道德的崇高价值和意义。如果完全把人生置于感觉基础之上，生活就“只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仅仅是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14](P21)，道德的崇高价值和意义也就消失了。所以，感觉至上，只会造成：“不仅宗教在劫难逃，一切道德和正义也同样要毁灭。”[14](P21)
    总的来看，在超越性的“整体性”价值源头消解后，道德文化进入了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因为，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的利益个体，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平等和公正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正当要求，人们的行为成为关注的对象，而人们的内心生活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现代世界的整个思想方法是越来越强调反对社会有权决定个人适合做什么和不适合做什么，以及允许他们做什么和不允许他们做什么。”[15]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16]。“在整体已然‘平面化’和‘同质化’的现代社会里，追求‘卓越’、‘崇高’和‘圆满’的美德人生已经被普遍视为是一种过度理想主义的‘道德乌托邦’式的价值吁求，严重脱离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17]麦金太尔把这一时代称之为“残简断片”的“情感主义”时代。我们虽然还在使用传统中的某些道德词汇，但意义完全不同，因为超越性的“整体性”价值源头消失了，人们的价值评价都只具有态度和偏好上的意义，并无统一的标准。于是，人们各说各的话，各认各的理。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话，“因之，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斗争社会行为中的无序混乱，内心世界的矛盾重重，思想理论的含糊杂乱，形成了今日所谓‘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的症候群。”[18]
    由此可见，现代性问题的所带来的是道德文化的危机。当宗教的或传统的超越性整体价值之源日渐逝去，人们无法找到相应的替代性的价值源泉，越来越陷入心灵无序的状态中。当代的道德文化危机，就突出地表现为现代人的心灵秩序的危机，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家眼中即是德性危机，从而为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提供了历史可能性。
    二
    任何伦理学派的兴起都是与一定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德性伦理的兴起亦是如此。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来看，德性伦理学的兴起是继传统规范伦理学之后发展起来的。从德性伦理学家的角度来看，作为以规范伦理学为主的现代道德哲学，无论边沁的功利主义还是康德的义务论，都是以规则为核心的理论，无法解决由于现代性问题所带来的心灵无序和德性的边缘化。
    首先，现代道德哲学建立在概念混淆的基础之上。安斯库默在1958年所写的《现代道德哲学》公认为当代德性伦理复兴的标志。她认为，现代道德理论建立在概念混淆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抛弃这种现代理论。功利论和义务论中的道德义务、责任、应该等道德概念都是中世纪伦理学中神圣律法残留下来的无意义的碎片。“道德”应该、“道德”需要一直具有特殊的涵义。它是“等同于‘被迫’，或‘必须’，或‘需要’等相关情景中的意思，在这种意思中，一个人被迫服从或遵守规则，以及规则所规定的事情。”[19](P263)亚里士多德，她认为，使用“应该”和“应当”之类的术语，就不是在这种特殊的“道德”意义上来使用的，而是“与一个道德背景相联系”[19](P262)，作为日常术语来使用。从亚里士多德的“应该”到现代道德哲学的“应该”，这种转变是由于基督教在伦理学中所使用的律法概念。安斯库默认为，“道德应该”已经成为了无法证明的具有欺骗性的术语，它在现代道德思想中的存在是有害的。
    她在论文中，“论述了在非强调的形式中和在并非特殊‘道德’意义上使用‘应该’的优势；也论述了在‘道德’意义上放弃‘错误(wrong)’术语，以及使用‘非正义’等概念的优势。”[19](P271)“如果我们有坚定的决心，我们就可能放弃‘道德应该’的概念，直接回到普通的‘应该’——我们常常注意到的应该，在人类语言中使用非常频繁的，没有它就很难想象正常生活的应该。”[19](P274)福特则从另一方面论证，德性伦理学的“应该”也可能是假言命令，而不是绝对命令[20]。这补充了安斯库默的观点：我们需要放弃“应该”中的特殊道德意义。斯洛特，在《从道德到德性》中也提出，在发展其自身的德性理论过程中要放弃道德/非道德的区别。他的这一观点与伯纳德·威廉斯在《伦理学和哲学的局限》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安斯库默转向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把它作为在道德应该和非道德应该之间没有进行显著区分的一种道德理论。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完全扎根于没有神圣立法者的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在德性基础之上的理论在人类的德性中寻找规范。在这种理论中，不是生物种类中的人，而是处于现实生活中拥有各个方面的思想并参与各种选择活动中的人拥有各种德性：这个拥有完整德性的“人”本身是“规范”[19](P271)。
    然而，安斯库默认为现代道德哲学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资源——道德心理学。在她看来，作为道德心理学，它能够探讨“行为”、“意图”、“快乐”、“需要”等概念[19](P271)。它还能论述人的本质、人的行为、德性是何种品质类型，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繁荣旺盛或幸福[19](P274)——她认为最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她指出，我们现在没有这样或熟的道德心理学。因此，除非出现了完整的道德心理学，否则道德哲学就要被搁置起来。因此，她提出，“把伦理学完全从我们的意识中驱除出去”[19](P271)。“这是因为在哲学中我们不能在德性概念和正义概念中进行全面的解释，其中存在着很大的空白。”[19](P272)
    在安斯库默之后，麦金太尔、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迈克尔·斯洛特等人继续沿着她的研究思路前进。他们或者批判各种各样的康德主义，或者批判名目繁多的功利主义。他们认为，道德哲学需要一种新的伦理理论的样式来发展。尽管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方向还不明朗，但道德哲学家应该研究替代品——德性伦理学，而不是如同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那样的同样陈旧主题的各种变体。当然，麦金太尔等人，并不认为除非建立起合适的道德心理学，否则道德哲学研究就必须放弃。
    其次，现代道德哲学是以规则为核心的理论，试图以简单的道德原则来解决一切问题。在德性伦理学家看来，现代道德哲学片面地追求简单化和单一化，没有反映出道德的本质概念。同时，它导致道德哲学对道德行为者没有提出合适的要求。
    一方面，现代道德哲学原则的最简化，没有反映出道德的本质概念。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功利原则被设想为所有道德的特征。同样

地，对于义务论者而言，康德的绝对命令常常概括了整个道德。德性伦理学家认为，企图把所有道德都包容在一个原则之下是一种误导。简单化只有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被考虑后才是值得想要的特征；单一的原则不能解释道德的不同本质，就像物理学中的单一原则不能解释光中的粒子本质一样。所以，威廉斯指出，“如果有一种东西作为伦理学主题的真理，……为什么就要设想它应该是简单的？尤其是，为什么它应该在概念上是简单的，仅仅使用一个或两个伦理概念，如义务或事情的良好状态，而不是许多概念？也许当我们需要时，我们需要使用很多概念来描述伦理学主题的真理，而不是很少几个概念。”[21]赫斯特豪斯对这种批判持赞成态度。道德，她认为，并不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所能弄明白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指望生活中丰富多彩的道德问题如此简单。毕竟，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并不是如此直截了当的简单，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被理解的。
    德性伦理学家认为，道德知识不可能仅仅依靠阅读一两本书或学习某个公式就能获得的。而且，道德并不是根本上如何解决道德疑难问题，或为如何解决道德冲突而存在的；道德是关于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和探讨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解决或处理道德疑难问题是伦理学所要认真关注的，但未必是唯一关注的，甚至是最重要关注的，道德不能用一个关于幸福或普遍化的核心短句来总结和概括。
    另一方面，现代道德哲学对道德本质理解的贫乏导致道德哲学对道德行为者没有提出合适的要求。如同安斯库默，罗伯特·劳顿指出，古典德性伦理学并不会在生活中的道德和非道德领域之间做出现代性的划分。正是由于现代道德理论把生活中的道德和非道德进行划分，大多数现代伦理学把生活中的某些领域设为道德思考的“禁区”，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域并不影响其他人。因此，我们在选择涉及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或培养什么友谊方面，常常被视为非道德选择。同样地，只要我们遵守某些最简化的普遍准则就是道德的，我们个人的意图就是严格意义上个人的，不是适用于公开道德评价的。由此所造成的结果是，对道德行为者的要求范围减小。同时，现代道德哲学要求我们为了义务或功利而忽视我们自己的利益。斯洛特和威廉斯等人指出，行为功利主义对行为者提出了太多要求，按照现在最流行的解释，它使个人的幸福或好生活由于对他人幸福或好生活承担的责任而减少。而康德主义伦理学强调为义务而义务的普遍性，“同样地没有能够对道德行为者(的利益)给予重视，从重要性上看，它轻视、贬斥或贬低这些行为者(的利益)。”[22]
    第三，现代道德哲学忽视了人内在品质的重要性。大卫·诺顿、赫斯特豪斯和斯洛特等德性伦理学家认为，在古代伦理学中，品质(德性)是道德哲学中的核心，而现代规范道德理论重视正确的行为，排斥作为道德生活中的至关紧要的部分——品质。正如石元康所说，“任何人如果稍加注意，就很容易会发现，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讨论中，哲学家们主要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道德原则或规则这个概念上。与这点成为对比的是，他们很少谈到德性(virtue)以及它在人类道德生活及整个人生中所据有的位置。”[23]在德性伦理学家看来，这是因为现代道德哲学与古代道德哲学不同，它是一种规则道德观，认为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乃是建立道德原则。它把道德仅仅或完全视为一种理解正确原则，然后再运用原则的工作，它显然没有为品质以及敏感性、独特的道德观点的重要性留下空间。威廉斯指出，“人们决定采取道德原则的事情，似乎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我们查看一个人的真正观点，是来自他的内心深处……”[24]大卫·诺顿和大多数其他当代德性伦理学家认为，这是一次主要的、甚至是彻底的倒退。迈克尔·斯托克(Michael Stocher)把这些理论称之为“精神分裂症”，它们不能“审视动机、动机结构和对伦理生活中的约束。”[25]为了过上好生活或实现幸福，斯托克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审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还需要审视我们尽责任和义务的动机。
    显然，德性伦理学运动始自对现代道德哲学的不满。这些现代理论常常被认为过于简单化；把道德的本质和在人类生活中的范围理解得过于窄小，不能解释完整的道德领域；忽视了现实道德生活中占据核心的品质、情感和动机的问题。自我主义、功利论和义务论，还有由此合并起来的理论都被视为德性伦理学不同程度的对手。许多哲学家认为，重新考虑伦理学的研究已经成熟，要想解决现代人的心灵无序的状态，就需要像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康德、密尔那样研究。因此，在许多德性伦理学家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研究伦理学的方式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德性伦理既古老又年轻”[26]，正如徐向东所指出，“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对所谓‘现代道德哲学’的批评，另一个背景就是古代伦理学。”[27]
    三
    以规范伦理学为核心的现代道德哲学的确存在着困境。这些困境启发了当代的伦理学家们的进一步思考。现代道德哲学以规则的构建为核心，忽视了对人的内在德性的研究，“以原则和规则的形式为行为提供普遍的行为指导”[28](P222)，“没有解决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性质的人的问题”[28](P221)，因而无法解决现代人内在的心灵无序问题。恰如努斯鲍姆所说，“在那些日子里，在教授伦理学时，重点主要在选择的背景上。具有竞争力的规范伦理学对于一个人在复杂的情景中应该如何选择给予了很好的解释。而具有竞争力的元伦理学对于进行选择的伦理讨论和推理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当时强调规范分析，学生们面对具有一定复杂性的典型道德事例，然后教师会指出一个康德主义者会用一种方式处理(规则的普遍化)，功利主义者会用另一种方式处理(利益最大化)。由此，两种理论的整个结构就引申出来。而关于行为者的动机和选择的模式就谈得很少或没有谈到。关于行为者的情感和欲望也很少言说，事实上根本没有对情感和欲望是什么进行任何值得选择的分析。由于把重点放在选择的背景上，对行为者的整个伦理生活就很少探讨了，而正好是在行为者的整个伦理生活中才展现了行为者的品质，行为者的品质和行为者的整个伦理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因此，当威廉斯攻击功利主义忽略了人格的完整性时，就不值得有什么奇怪的。”[29]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德性日益边缘化，而当时所讲解的功利论和义务论对人的内在德性危机视而不见，无法解决人们内在心灵的无序状态。于是，一些当代学者将目标转向传统德性伦理，试图走出德性的边缘化，从理论上恢复德性在道德哲学的统治地位，以德性为道德本体来构建道德哲学，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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