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增减或改换）等。三是法律关系之消灭，即因一定原因而使法律关系终止。法律关系运行的全过程是如上三个方面的统一。此外，法律关系还因为主体的对权利与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发生运行，这是另一意义上的运行，也叫法律关系的“履行”。这里不予赘述。

　　2、法律关系运行的成因和根据：法律事实。

　　任何法律关系运行，都是因一定的法律原因或约定原因而产生的。这是法律关系运行的成因与根据，也叫法律事实。一般而言，凡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与行为都属于法律事实。其中事件因法律调整又称法律事件，行为因法律调整又称法律行为。

　　（1）法律事件。所谓法律事件是指不因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事实。包括自然事件，如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所引发的情事，又如主体自然死亡等；社会事件，如社会革命、国家间战争等。其中后者又具有行为的特征，但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因此，仍将其归于法律事件中。上述法律事件，都会引起一定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是法律关系运行的重要的法定原因。凡是法律事件，都是法律关系运行的法定原因，而不是约定原因。

　　（2）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指法律主体所进行的作为或不作为。从行为主体看，可分为公权行为和私人行为。宏观法律关系和中观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常因公权行为（如立法、行政执法等）而引起。行政法律关系和诉讼法律关系亦必须公权行为的加入。而微观法律关系却常因当事人之间的依法约定而产生、变更或消灭。从行为的内容看，法律行为又分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积极行为是肯定、维护法律规定的行为；消极行为则是否定、破坏法律规定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均可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不过由前者引起的为调整性法律关系；而由后者引起的则是应矫正法律关系。

　　应注意的是，一个法律事实的发生，其作用往往不纯粹是引起某种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事实经常是：当一个法律事实发生后，在引起某一法律关系发生的同时，也在消灭或变更另一些法律关系；在消灭某一法律关系之时，同时也在引发或变更另一些法律关系。可见，法理学须要在整个法律的运作过程中观视法律事实之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作用，而不能囿于某一具体的法律关系而谈论法律事实之于法律关系的作用。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法理学上的法律关系理论摆脱民法学法律关系理论模式的过度影响，甚至成为民事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中的照搬或者改写，不但为法理学体系贡献一种能够切合法律实际的法律关系理论，而且同时也为其他法学中的法律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份立足与法理学的视角的参考。

　　四、法律关系与司法

　　法律关系其实构成了在法律规范下的“关系事实”。社会主体的纠纷每每就是因为此种关系事实的模糊不明、存有瑕疵，或者即使“关系事实”严谨清晰，但这一事实中的当事人们却要么出于故意，要么出于过失而对之不予遵守、甚至破坏而引起。于是，司法作为人们纠纷的判断者，它所面对的事实不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包括了这里所讲的关系事实在内的其他事实。由此也就决定了法律关系与司法之间的特殊关系。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法律关系与司法之间具有如下两层关系：

　　首先，法律关系是司法的直接目的和事实根据。诉讼法上经常所讲的“以事实为根据”，可被理解为如下三种事实：其一是作为存在的事实，即和一个具体案件相关的所有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知道，在司法活动中，此种事实要被人们所认知难乎其难，原因在于作为存在的事实，不仅指在自然存在意义上的事实，而且指在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事实。对前种事实，司法者要全面认知已经困难重重，因为和案件相关的自然意义上的事实总会随着事过境迁而走样、变形、甚至消灭。因此，法庭上对此种事实之真实状况的调查只是相对的。至于社会事实，要完全复原它的内容，就更是没有可能，因为主观心理因素总是这样那样地作用于社会事实中，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面对存在的事实，法官只能做的是关于事实的解释，而不是复原事实。当然，这并不否定法官尽量使事实变得明白、清晰。

　　其二是证据事实。特指在司法活动中经过调查而获取的能证明或解释案件真相的事实。我们知道，在司法活动中所调查得的证据并不皆然能说明案件真相，相反，有些还可能在掩盖案件真相，所以，才存在所谓“假证据”问题。证据事实尽管来自于上述存在的事实，但法官在办案中总是要对已经获知的证据进行排查，对于那些能证明或解释案件的证据事实予以采信，而对于那些并不能说明或解释案件的证据事实则予以排除。一般我们所讲的“以事实为根据”的事实，就是指证据事实。法官就是要以证据事实为根据审理案件-处于纠纷中的法律关系。

　　其三是案件事实。即处于纠纷中的法律关系。此时，法律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处于不定状态，因此，两造在诉讼过程中就经常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大相径庭。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公诉机关和作为被告的犯罪嫌疑人都会站在各自的主张上而强调被告有罪、无罪，罪轻、罪重或者从重处罚、从轻处罚等等。在民事诉讼中，两造也总是会找出理由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司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一定的证据事实以说明、解释处于纠纷不定中的案件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所以，司法中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其实就是通过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的印证、勘验、解释过程。即借助证据事实证明或解释的案件事实。尽管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证据事实在这里肯定证明了案件事实，但只要法官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够自圆其说地通过证据事实解释案件事实，就表明根据这两种事实足以作为判案的根据。所以，“以事实为根据”的所谓事实，全面地说就是指通过证据证明了的案件（法律关系）事实。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尽管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法律关系事实）一般说来是两种不同的事实，但两者往往具有交叉之处，特别是案件事实，往往也被称为证据事实，这时，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交叉、重叠甚至重合。但它并不否定前述对司法过程中事实的抽象划分。

　　由此进而须思考的问题是：法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可以说，一方面，理清或者恢复法律关系，使其从处于纠纷的不定状态走向可解释或证明的确定状态，是任何一次司法活动的直接目的。倘若司法活动不能使处于纠纷不定状态的法律关系恢复到确定状态，则意味着司法的使命尚未完成，其目的尚未实现。在司法中不论是法官寻求证据事实也罢，还是其运用、发现法律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恢复法律关系-处于纠纷中的案件事实之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勉为其难的。另一方面，从法律关系本身是说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一意义上，则法律关系是法官据以正确办案的“事实根据”之一。这一根据和其他证据事实一起，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了最基本的事实基础。即其他证据事实在于说明处于纠纷中的法律关系（案件事实）之真相，而被证明或解释了的法律关系是适用法律的最终奠基。所以，这时它又是法官的办案手段。由此可见法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的一般作用。

　　第二，司法活动是恢复、维护、修整法律关系的基本机制。法律或者法制在技术上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规范；二是为了预防，三是为了救济。规范针对的是主体日常的交往行为，即法律给人们提供日常交往行为的规范根据。“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法律就是使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能成就“方圆”的“规矩”。预防是针对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而言的，纵然尚未出现违背法律的情形，但基于“人性恶”的法律和法治本身是对人性的防范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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