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智慧的理性职责，与世俗权力和教会系统实乃各居其所，三分天下。的确，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36]事实上，“在认识事物、认识真理与谬误方面”，大学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社会“世俗的教会”。[37]因而，其独立性不仅表现在学校的自我组织和上自校长、教授的聘任悉为大学自身事务，不受世俗权力摆布，而且更在于思想与言论自由。自主设置课程并厘选教学内容，固为这种自由的表现，而大学师生对于世俗权力保有分庭抗礼、悉凭良心自由臧否之权利与义务，世俗权力不得延及人类心灵，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自然权利。

　　就“英帝国”的大学来说，传统上多为公立，今日英国和澳洲均只有一所私立大学。政府用公币支助大学，是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聚社会财富后反馈社会的分红方式，是政府之为政府应尽的天然义务，并不意味着政府因此而有权对学府指手划脚。大学经营不善，糟蹋公币，责在大学当局；经费严重短匮，糟蹋斯文，则意味着政府失职，应当深自检讨，不行，换人重干。倘若政府既无力担责，以致明堂之上尽皆褴褛之士，辟雍之内毫无温饱可言，却又不自量力，插手学术王国，硬要将世俗权力凌驾于学术殿堂，甚至不惜恃武横行，使灵魂特务和思想打手遍于校园，终致人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所谓的学术研究不过念经赌咒，则斯文扫地处神人共愤，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玉石俱焚，国族遭殃。另一方面，按照town and gown的传统，社会各界，特别是强势集团，对大学的教学质量、管理方式等等享有品头论足的权利，但却绝无越俎代庖，直接、间接干预大学具体运作的权力，更不应串通官府，联手钳制学府。凡此，皆为大学自治的固有内容。悉尼大学校长身为大法官，而法官即便在实行所谓“抗辩式”程序的普通法世界的法庭上亦且绝对的独裁者，天长日久，习与性成，牵连所及，遂不谙或不守此大学之道，触犯众怒，当然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在下身为大学教授，翻检半个多世纪前别人的家务事，不免联想到自家，一时间幼稚起来，书生意气不能自已，遂把栏杆拍遍！

　　其次， 就法学教育及其方法而言，此案亦提醒我们一些值得记取的材料。原来当年英帝国的法律职业，多半不是在今日我们所想象的法学院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在律师事务所里“师傅带徒弟”那样慢慢习得的。律师们既是法律职业的实践者，也是这一职业的培训者。进至本世纪初年，其间的法学院，虽有专职教员，但多半仍是律师兼任教职，形成了从培训到接纳这一垄断性职业的“一条龙”。[38]以当时的墨尔本大学为例，一八五七── 一八七三年，法学院无专职（full-time）教师，一应教学，悉由维多利亚州的律师、法官们，所谓的“独立教员”（independent lecturer）兼职代办。一八七四── 一九三0年，只有一名专职教员，即光杆司令院长本人。[39] “独立教员”杏坛主唱，本质当然是“律师们”垄断法学的传统使然，但说得通的一条根据则是有利于法律实践中人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尤在于使学生及时接触、了解法律运作实际。但“独立教员”心系法庭，情牵孔方，[40]对法学理论既无深入研究，复吝时间备课，结果反倒更加倚重教科书，等因奉此，照本宣科，原本就枯燥的法律学习遂雪上加霜。[41]尤其是“律师们”穷思竭虑的乃是讼案的程序与技巧，而非对于法理的探究，法律研究遂无登堂入室的出头之日。总之，如此这般，法学院的教育真正成为一项学理性的作业，多半是较为晚近的事。仍以墨尔本大学法学院为例，一九四五年起，所有“独立教员”被清扫出门，对法学研究真正情有独钟、甘心献身学术的专职教员渐次进驻学术殿堂。[42]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今日的法学院既是生源盈门、最难报考的科系，又是在大学享有较高地位的部门，但若从学术角度言，其位阶却在人文学术之下，不过“职业培训”罢了。[43]

　　话题收回来，正是此种“英帝国”旧日传统，使得毕业生在获得法学院文凭后，若想得到律师执业资格，且不说过这个“吧”（bar）那个“营”（inn）的门槛，却仍需在律师事务所经过一个跟班见习训练过程（articles of clerkship），先做小媳妇，替“老板”干几年，慢慢熬出头。[44]宏观而言，今日澳洲大律师行实行的这种见习制，既平衡了市场需求，维持本行业相对稳定的高额收入，更在于掐住了律师业的入口，保证了对于这一行业的垄断，牢牢掌握着挑选适意接班人的权柄。因此，旧日的这种法律教育方式，既不利于进行稍深层次的法律研究，更阻碍了法律研究技进于艺、艺臻于道的可能。──读者诸友，尤其是初涉法学的万千学子，切请注意此技、艺、道三者之别，而庶几不为堂皇包装唬住。回到本题，悉尼法律界不接纳斯通，固有前述原因铺垫，但认识上失察法律研究之技、艺与道各层次的差别，亦难辞其咎。顺说一句，若借用当今中国法学界有关吾国古代“法律研究”中的一个命题，则上述“英帝国”的法律研究与教学究乃“法学”耶？抑或“律学”乎？！

　　再次，与大学独立和学术至上相联，对于学术的严肃性和学术水准的持守，与学者之保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是学术本身的天然固有要求，也是学术从业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学术及其从业者之所以通常保有一定的社会“清誉”，社会之所以乐意担负大学的支出，除了可以计算的大学对于社会的回馈外，同时还在于大学及其从业者为整个社会提炼、树立起一种有别于世俗景象的，精进奋取、严谨求实，而又宁静致远、轻松淡薄的生活样式与人格典范，在于他们在人间秩序下的劳动分工体系里，担当起为人间秩序编织意义之网、为人世生活看守精神家园的神圣职责！人类的安身立命乃至存在本身，均维系乎此。正是书生事业本身所固有的这一属性，天然地要求这一行当的从业者严肃其事，好自为之，“士志于道”，只服从真理。从外在一面而言，则举凡学术活动的进行、学术水准的认定、学术从业者的聘任与学术职称的评定，悉以学术本身为唯一而至上之准绳，按学术本身固有之规范操作，具体落实为与人身因素无涉的、具有可预见性的形式化与体制化的程序运作。

　　就法学从业者来说，法学家与法律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家是法律的工具，在他们看来，恶法亦法。而法学家作为一特定知识分子群体，乃法律的良心，不仅是实然的法理法制的阐释者与批评者，更是应然的法理与法制的呼唤者与捍卫者。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容忍，作为现代人类天理良心的核心理念与最高价值，是现代性法制秩序与理想的人世生活的应然必需。法学家的使命正在于秉依自己的良知，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理以为利器，批判性地检视现实的世俗法律，阐明其间的实然与应然，事实与规则，人生与人心，而一以营建合理的人间秩序与理想的人世生活为准绳为归宿。正是法学家的这一职业使命，天然地要求其与现实的政经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心存怵惕，而对弱势私权永怀恻隐，在世而不阿世，入世却又出世。而凡此一切人格操守的养成，殆乎以持守“以法学为业”的基本职业道德为前提为基础。[45]斯通一案所昭示吾辈者，不止乎此，而精要者则正在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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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一旦毕业，即如女儿出嫁，娘家底子厚，闺女自然中气足，但小俩口能否过好日子，最终还得靠自己。校友终生以母校为荣，母校更以他为荣，此乃上上之佳境。反之，虽娘家世族名门，自己亦终生将母校穿在身上当盔甲，无奈终不过一介酒囊饭袋，则唯一的贡献便是给娘家抹黑，劣品也！转进一层，若以《围城》“大学培养教授”与“教授培养大学”之歪例正用，则名校名师，如大树旺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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