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者，才拥有权利。直接受益者（权利人）是指这样的人：其利益的保护是他人的在先义务的核心理由。莱兹为利益论提供了最好的论述，他的核心论点是：权利是义务的规范基础；当对甲的利益的保护非常重要，以至于构成了给乙施加义务的理由时，我们就可以说甲拥有权利。这种版本的利益论，强调权利在创设义务方面的重要作用。依照这种理论，我们无须首先确定谁有义务，就可以确定谁有权利。然而，依照传统的利益论，我们必须先确定谁拥有按某种方式行为的义务，之后才能确定相应的权利。所以，关于权利的本质，实际上有三种理论：第一是选择论，权利人是基于充分的理由而有权力解除他人义务的人；第二是受益论，权利人是他人义务的直接受益者；第三是利益论，权利人视其利益非常重要，以至于必须通过给其他人施加义务，而获得保护之人。

　　对利益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利益论不能完全解释权利现象，因为有许多权利与利益全然无关的，如在民法里，有的权利具有独立于利益的效力。这一见解的主要倡导者是哈特。哈特认为，利益论掩盖了相对义务（relative duties）的本质，这种义务存在于民法里，与在刑法里看到的绝对义务（absolute duties）不同。相对义务的特征在于，它赋予权利享有人以一种“规范所有权”，权利人完全控制该所有权，并且可以在他认为恰当时改变或放弃该项所有权。后种情况是选择，而不是一种对他有利的事实，恰当地讲，这是某人享有的一项权利。只有这种权利，即一个人能够更改、放弃或撤销的并因此“拥有”或在其中享有“有限主权”的权利，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权利。这就是所谓“意志论”或“选择论”。根据意志论，当甲有权力解除乙的义务时，甲就享有权利。可以说，意志论比较注重权利与权力或能力概念的结合，权利人仅因其具有提出或更改其要求的能力，就被认为拥有凌驾于义务人之上的特殊能力。他们所说的权利，主要是自决权、自由权、权力权和豁免权。当然，意志论本身也有一些缺陷，有的论者说，意志论所说的选择或能力，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权利。

　　费因伯格对利益论颇有微词。他说，依照利益论，权利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是他人义务的基础，此种理论忽略了权利对权利人本身的价值。费因伯格着重强调权利对权利人本身的重要性：若个人拥有权利，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其他人做或不做某行为，他无需依赖他人的施舍、慷慨和善心；他人本就应当如此行为。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拥有权利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提供了强求其他人行为的理由，而是因为拥有权利促进了自尊、尊严和自我实现。

　　以上只是一个大致的脉络。利益论与意志论、或者受益论与选择论之间的理论纠葛远非如此简单。其中有许多精微之处值得我们深究。选择论通过权利享有者对义务所享有的权力而突出权利享有者。当个人Q负有一种做某事的义务时，也许还有另一个人P.P的个人意见足以解除对Q的义务要求，在此意义上，P处在控制该项义务的地位。按哈特的考量，这种控制的程度就使得P成为权利的享有者。例如当Q承诺P，他就获得了一项履行承诺的义务，但是，这是一项P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予以解除的义务，P享有作为受约人的相应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Q负有一项义务，而P享有霍菲尔德所说的与义务相关的权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哈特相信权利只不过是权力和要求的邻接者。相反，哈特的观点是，只有将Q置于义务之下的理由，其自身也是坚持P的个人意见足以为Q解除义务的理由时，P才可以被说成享有一项权利。这在关于承诺的案例里得到证明。让人们坚守承诺的内在理由－通常是受诺人对出自承诺的期待的依赖－本身就是给予受诺人以放弃的权力的一个理由。不过，哈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分析并不能对所有的法定权利提供充分的考量，更何况对那些在社会、政治道德里确认的权利。[43]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负有对其他人不杀戮、不伤害、不施酷刑的义务，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相信，存在好的理由允许这些行为的潜在的受害人（或者任何其他人）摒弃我们所承担的不为此类行为的义务（安乐死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义务关系到基本人权，那么，就必须对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某种和哈特不同的考量。

　　利益论似乎可以在此找到一条出路，但同时又存在把义务泛化，继而把权利泛化的危险。在法定权利的意义上，边沁说，如果Q负有为（或不为）某种有P的利益在其中的行为的义务，那么，就可以说P享有一项权利。 在功利主义的体系里，一切义务都被看作促进某种个人的利益，但是，一项既定的义务只有在首先有可能说出哪一个特定的个人要从该义务的履行里得到益处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该义务是与一项权利相关的。例如，如果我履行归还我向你借的100镑的义务，任何种类的人都在事实上会得到好处：你的家人，如果你请他们出去吃饭以示庆贺；某位在下周的拍卖中向你叫牌的人士；街道的杂货商，他从社区里讲信用的一般氛围里获得好处；等等。不过，无论是边沁，还是好处论的现代主张者，都没有说这些好处可以引发权利主张。一种引发权利的好处必须是内在地与义务相关联，乃至首先可以说，只有带来好处，才有义务的履行。受益人的利益必须立足于或接近于义务的直接基础。[44]这样，在我承担的返还100镑义务的情形里，唯有你接受这笔钱的好处（而非对你或其他人的任何后随性的好处），才能被看作构成了一项应该还钱的权利的基础。

　　一些哲学家又把这一分析推进了一步。他们不谈论只要P从一项义务的履行里获得好处，或者一项义务为P的好处而设立，P就享有一项权利，而是认为只要P的某种利益的保护或增进被理论或制度确认为给其他人施加义务或责任的一个理由（不管义务或责任实际上是否施加），P就可以说（在道德理论或法律制度上）享有一项权利。

　　这样的视角有许多优越性。首先，它使得我们在谈论权利时首先确定谁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关义务承担人成为可能。例如，我可以说，索马里的一个孩童享有被喂养的权利而并不指明某个确定的个人或机构负有喂养他的义务，但是，我把他被喂养的利益确认为义务指派和分配的一种恰当的基础。其次，它为权利的个体化提供了一个比严格的霍菲尔德的路径更令人满意的基础。我们知道，传统的人权（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工作权利等）并不是单个的或原子式的主张权，而是霍菲尔德所说的若干要素的组合纠缠，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到所有的特权、权力、要求、豁免等。曾经有一个时尚，尝试把这些组合分解成构成要素，而且坚持在制作一项对整个权利或自由的主张时，每个要素都必须能够单独证成。现在的路径则是通过聚焦于支撑和驱动所有的霍菲尔德要素的单个利益来重新整合各类组合。因此， 例如言论自由权，就被从确认个人自我表达的利益是让其他个人或机构承担各种义务的充分根据的角度，而不是从义务本身的细节的角度来理解。[45]

　　利益论与意志论的争论间接地与另一种可能更具有实质重要性的争论相关。有些人一直试图把权利观念与道德个性（moral personality）的一个特定方面联系起来：人类生活的积极的、实际的和外向的（assertive）的方面，而不是消极的、情感的、甚至病态（passive， affective even pathological）的方面。权利不是被看作保护人类的一切利益的一个基础，而是被看作保护那些特定的与选择、自决、自由意志（agency）和独立相关联的利益的一个基础。从这种观念来看，与权利相关联的义务便主要有着消极的（negative）性质：它们是不妨碍行为或不干涉选择的义务，而不是提供积极帮助的义务。这种理解继而与政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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