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哈特对这一命题持否定态度，他嘀咕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个命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的确，边沁、奥斯丁和凯尔森都不认为既有的法律是完美无缺的，对法律盲点，边沁求助于立法、奥斯丁转向法官造法，而凯尔森则认为规范体系可以通过调控自身的繁衍、创设新规范予以解决。See Hans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Norms， Michael Hartney， ed. 1991， p124，126，132 etc. H. L. A.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1975-58）， 71 Harvard Law Review， p601. also “Jhering‘s Heaven of Concepts and Modern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ed in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83， p271-4.

　　[18] Reichsgesetzblatt 1942， no. 44， Part 1， p.247. Cited from R. C. van Caenegem， An History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nstitu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95， p285.

　　[19] See Michael Stolleis， The Law under the Swastika： Studies on Legal History in Nazi Germany， trans. by T. Dunla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 London）， 1998， p65.

　　[20] 转引自，[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 —— 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63页。本节关于纳粹统治时期的法律理论与司法实际，若无特别注明，皆参考此书。

　　[21] See Michael Stolleis， The Law under the Swastika： Studies on Legal History in Nazi Germany， trans. by T. Dunla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 London）， 1998， p66-9.

　　[22]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Viking Press（New York）， 1964. Cited from Wayne Morrison， Jurisprudence： from the Greeks to post-modernism， Cavendish Publishing Ltd.（London），1997， p313.

　　[23] Ernst Fraenkel， （1927） “Zur Soziologie der Klassenjustiz”， 转引自[美]诶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均译，三联书店（北京），1990年版，第219页。

　　[24] 转引自郑永流：“自然法：一个绝代佳人？”，载氏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页312-3.

　　[25] 战后德国被英、美、苏、法占领军划地而治，由于苏联将司法问题通盘政治化，所以无法纳入本文讨论的主题。如果没有特别指出，下面所及“德国”皆指英美等国的占领区，即后来的“联邦德国”。

　　[26] Cited from Michael Stolleis， The Law under the Swastika： Studies on Legal History in Nazi Germany， trans. by T. Dunla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 London）， 1998， p171-2.

　　[27] Dennis Lloyd， The Idea of Law， Penguin Books Ltd.（New York）， 1981， p79页。

　　[28] See Wayne Morrison， Jurisprudence： from the Greeks to post-modernism， Cavendish Publishing Ltd.（London），1997， p316.

　　[29] See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1975-58）， 71 Harvard Law Review， p618-9. Fuller，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 （1975-58）， 71 Harvard Law Review， P652-3.

　　[30] See Wayne Morrison， Jurisprudence： from the Greeks to post-modernism， Cavendish Publishing Ltd.（London），1997， p318.

　　[31] Cf. W. Friedmann， Legal theory， Stevens & Sons， Ltd.（London）， 1960， p314-6.

　　[32] See Michael Stolleis， The Law under the Swastika： Studies on Legal History in Nazi Germany， trans. by T. Dunla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 London）， 1998， p6.

　　[33] Cf. Wayne Morrison， Jurisprudence： from the Greeks to post-modernism， Cavendish Publishing Ltd.（London），1997， p317.

　　[34]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拉德布鲁赫晚年“转向自然法”之可疑性。拉德布鲁赫在原则上仍然强调法律的安定性优先于正义，例外只是特殊情况。他在战后也未出“新版”法哲学著作，以贯彻从价值相对主义到自然法的转变，相反，他却指定1932年出版的法哲学作品为个人法哲学立场的最后发言。拉德布鲁赫还指出，法律科学是一门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以法律实现的社会价值为观察对象，是研究事实和经验的。如学者所言，清楚地区分法律科学与法哲学的性质，与拉德布鲁赫力主价值相对主义和法实证论的立场有关，终其一生并无改变。参见陈妙芬：Rechtswissenschaft —— 法学可能纯粹吗？，《月旦法学》第57卷（台北，2000.2），第189页。而拉德布鲁赫的弟子考夫曼（A. Kaufmann）则坦言：“在传记上，大都断定，拉德布鲁赫在早期曾是实证论者，晚年则转向自然法。人们都可以证实二者，但仅是大致上正确的。”参见考夫曼：《正义理论 —— 由难题史观察》，刘辛义译，《中兴法学》第27期（台湾，1998.10）。

　　[35] 参见[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 —— 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202-7页。

　　[36] See Michael Stolleis， The Law under the Swastika： Studies on Legal History in Nazi Germany， trans. by T. Dunla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 London）， 1998， p176， 183.

　　[37] 参见[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版，第30-1页。

　　[38] [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 —— 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205页。

　　[39] eg. Frederick Schauer， “Positivism as Pariah”， ed in The Autonomy of Law： essays on legal positivism， by Robert P. George，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96.

　　浙江大学法学院·陈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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