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professional school）而不是学术训练院校（academic school）。鉴于在美国目前有关法律活动几乎完全为法学院毕业生所垄断，我们可以说至少美国的经验表明工业化、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律人员的专业化有一种共联关系。

　　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也必然随之加强。作为法律这个职业也必然会更加专业化。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法律职业更加专业化。[14]

　　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法律人员的专业化，不仅指法官，而且指律师、检查官、警察等其他与从事法律活动有关人员。在专业化问题上，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促成关系。他们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发展，依赖这些职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的普遍提高。这种系统水平的提高必然会伴随着法律机构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对独立。除了社会分工加剧这个大背景外，这种相对独立还在于：这个大背景下法律职业活动中已经形成了其所独有或专有的知识或技术，没有经过一定的专门训练的人们完全无法涉猎；由于法律职业界为了追求自我的集团利益，同时保证法律服务的质量，而出现事实的和法律规定的专业垄断；以及法律作为社会公正的代表之必需，等因素（我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些问题）。因此法律机构活动的专门化问题，无论是以司法独立还是以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来表述，都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如同先前我国法学界所侧重的那样，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应然的制度安排问题。从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大背景来理解，可以说司法活动专门化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在法律领域的体现，是法律活动职业化和专门化的一种特定形式的延伸。

　　三、法律活动专业化的利弊

　　无疑就我国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我们应当欢迎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法律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以及司法机构活动的专门化。这一点在法学界可以说是异口同声，而且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现代化所追求的。但我国法律学术界对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不带贬义）至今还没有人比较细致地论及，似乎只要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即使有所论述也都是从逻辑上论证这种变化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实际上有选择地列举一些支持其“逻辑论证”、实际是其理念的证据。例如人们论说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将会更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制止破坏法制现象和行为的发生；又如论说法律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将会更有效地加强法制，更高质量地完成司法工作等等。这些分析从总体上看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目的性很强（丝毫不含贬义），主要是对既设目标的一种正当化（justification）。鉴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文革中教训，考虑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这些分析不仅反映了法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对促进法律制度的变革，加强法制非常必要；但这又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从思维方式和研究问题的方式上看，这种论证和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的一些论述是一致的，都是把观念上理想化的完善性当作现实。特别是，如果如上所述，法律活动专门化很有可能甚至必然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到来，那么法学界就不应停留在孟德斯鸠和洛克关于司法独立的理论性分析的层次上；而必须研究法律活动专门化下一步可能会给我们社会的法制带来什么“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和后果，其总体的和具体合理性如何，对其利弊应如何权衡等问题。 我之所以对正面和负面加了引号，因为严格说来，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确定不变的、固有的正面（积极）影响和负面（消极）影响，而是因为现在我国法学界的多数人对这种影响采取了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而有些影响即使现在多数人赞同和欢迎，也未必具有长远或整体上的正确性）。其次，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带来“负面”影响的正是那带来“正面”影响的变化，这两种影响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 正面影响之一，法律的运作日益与直接的道德和政治性因素相疏离。这主要是由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法律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一旦形成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法律和法律活动就会较少直接受社会生活的波动而激烈变化，而受法律团体内的话语实践的制约；即使有变化，法律现有的知识传统和实践传承也会使法律和法律活动保持相当大的连续性。换一个角度看，法律的运行会显示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自主性。这种稳定性和自主性会使法律日益显得中立，显得是一种社会公正、正义的象征，而不代表某个人、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甚至某一特定时刻社会大多数人的直接愿望。这样的法律自身、其所体现出来的原则和价值，就容易获得一种神圣感，似乎成了一种客观化、实体化的存在。司法官员似乎只是在对这种抽象的法律条文、原则和价值服务。[15]

　　司法活动与直接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其它情绪化的社会因素相脱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这些因素。首先，法官和执法人员总是生活在社会中，有一定的、有时甚至是深厚的党派联系，因此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是无法从他们的司法实践中排除出去的，而必然在法律运作过程中自觉和不自觉的体现出来。例如，美国司法审查有历史上形成的不讨论、审理政治问题的原则。然而，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敏锐地观察到并尖锐地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转化为法律问题而提交法院解决。[16]这一点也为后来所有研究美国法律运行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所确认无误。法官的政治文化信仰以及党派观念在许多判决中都相当强烈地体现出来，并且在很多时侯是其判决的基本出发点。有些时侯，法官甚至主动触及一些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7]

　　为什么法律会出现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仅仅用统治阶级政治上的欺骗无法解释。而将之放进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就会看出这种现象在稳定社会的功能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许值得我国法制建设借鉴。一方面，法官的非政治化非道德化，外观上脱离社会，会进一步从总体上加强了法律的权威，即法律不是被人们视为哪个个人的偏好，而被视为超越社会具体的政治和道德的正义体现。这种观念会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即人们的下意识的自觉认同。一旦社会发生危机，尽管这时法官的决定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无论法官自己有无政治性动机或理由），却会被社会看作是非政治性的。由于法官是在以法律的方式处理政治性问题，这就使政治色彩淡化，使情绪化的东西得以淡化，为社会中激烈的政治性问题的和缓、软化、处理或解决提供了一个紧急出口。 在这里，特别应当强调由于司法人员专业化而带来的一系列法律技术的运用及其对法律运作的影响。比如说，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法院对解决社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作用，但他还注意到这些问题总是转化为法律问题才由法院解决。因此，必须发展出这样一套技术和运用这些技术的专门人员（主要是律师和法官）。这些技术的形成和运用这些技术的专门人员是法律活动专门化的产物，它们不仅维护了法律运行的相对自主，而且为以法律解决社会重大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开辟了一种可能性。这些技术可以说成为法律进可攻（进行干预甚至主动干预）推可守（拒绝干预）的要塞，从而保证了法律有效性和权威，而且有助于司法机关的相对独立。例如在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案件作出之前，美国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认识到种族隔离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但至少在当时无法以政治和道德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由法院以法律的方式解决的。而如果要以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美国这样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就不能直接提出政治的、道德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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