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拥有发达的可选择争议解决机制。日本受传统文化影响，诉讼案件占人口的比例低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加上很多案件没有律师代理，如地方法院民事案件中无律师代理的情形约为58%，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这一比例占99%. 当然，这些国家的程序经济也只是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它们本身仍十分重视进一步促进程序经济。

　　三、走向程序经济：救济措施比较分析

　　绝大多数国家已意识到程序非经济的严重后果，纷纷推行司法改革。但这一问题仍困扰着各国司法界，事实上零碎的程序改革甚至引向目标的反面，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就是这样。美国1996年发起的对包括捷克、印度、智利、埃及、匈牙利、中国等24个国家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案件堆积和诉讼迟延的原因十分复杂，大致可归纳为：一是诉讼程序复杂、过分由当事人主导及当事人滥用程序权，如没有正当理由提起诉讼、拖延诉讼，无实质性理由提出程序动议等；二是撤销、重复及分割诉讼程序，特别是在案件初期法院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案件管理时；三是当事人缺乏和解的动因，尤其在诉讼初期。 因此，有必要对程序不经济的原因及保障程序经济的救济措施进行比较，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参照之镜。

　　（一）降低诉讼成本

　　1.诉讼成本的合理化

　　法国大革命宣告了“司法无偿”原则，由国家支付法官费用。 但律师费及某些法院费用仍由当事人承担。各国有关数据表明，诉讼成本与诉讼金额比例不均衡比较普遍，尤其是小额诉讼。如1958年德国民事案件的上述平均比例，100万马克以上的案件为4.1%，100马克的小金额案件为54%；西班牙2 400万比塞塔以上的案件为6%，小案件在50%至80%之间；意大利大金额案件为8.4%，1600美元以下案件为51%至60%，160美元以下案件为170%.这一数据清楚表明了小额诉讼急剧下降之缘由。20世纪初，意大利治安法官法院年受理200万宗民事案件，至20世纪70年代降为5万宗，而人口几乎翻了一倍。 尽管各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福利制度不断优化，社会干预大大加强，但程序不经济仍阻碍着公众对司法的接近，甚至导致自力救济的复苏。

　　降低诉讼成本的关键在于降低律师收费。德国和英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德国和多数大陆法国家一样，律师费依法按争议金额一定比例收取，超额递减。为激励律师促进和解的动力，规定在判决前和解的，律师有权取得额外收费。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对诉讼费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第43-48章皆是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英国现行法院费用已低于许多欧洲国家，法院收费方式变依诉讼请求金额大小收取，如高等法院的起诉费，1万英镑的案件收100英镑，10万英镑以上或者不能确定诉讼请求最高金额的案件收500英镑。许可律师实行风险收费，胜诉费最高为正常收费的一倍，胜诉后才收取。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部分州等实行律师双轨制，出庭律师在高等法院拥有出庭特权，当事人须支付两类律师费用。现在律师双轨制正逐渐融合。新南维尔士州在1892年，维多利亚州在1891年，昆士兰州在1973年，新西兰在1982年以及爱尔兰先后授予事务律师出席法庭之权利，1990年英格兰、苏格兰颁布的成文法授权律师公会和法律协会核准合格的事务律师出席法庭。不过，在实践中事务律师仍习惯于委托出庭律师出庭辩护。

　　2.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旨在消解形式上平等之局限，追求实质正义。只要存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就须设计保障当事人在法院面前至少是部分平等的特别救济措施，法律援助不过是这些制度设计之一。法律援助模式，大致包括三种：一是传统型自由放任主义法律援助模式，法律规定由律师无偿提供援助，如19世纪的绝大多数国家；二是英国模式，国家向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支付费用，略低于正常律师费用，目前德国与英国较类似，只是费用大大低于正常的律师费用，这是现代国家普遍采取的模式；三是美国模式，以政府雇用全日制的公共法律援助律师为基础。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各国基本都建立了专门机构，专司法律援助事务。如德国以州为基础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主要由国家和保险机构承担；法国在全国范围内设法律援助委员会，并在主要法院中设法律援助办公室；荷兰按上诉法院辖区在主要城市设法律援助委员会，下设法律援助中心，在郡一级设法律援助协会和基层法律援助中心；瑞典由法院指定公共辩护律师，由法律援助委员会决定其他法律援助事项；意大利在各级法院内设办公室处理法律援助民事案件，刑事被告由法官指定辩护人；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与司法大臣一并承担援助职责；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皆有法律援助计划，刑事诉讼中有公共辩护人制度，民事诉讼的援助由法律服务公司承担；加拿大在英国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各省不同的援助制度，联邦和各省按协议分担费用，我国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上至下建立了一套法律援助中心，至1999年3月共计500多家援助机构。

　　就法律援助水平和范围而言，意大利和英国比较典型。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的法律援助条款根本无法实施。1996年意大利一审法院共受理449 947宗民事案件，仅2 587宗案件的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占0.57%，1967年又下降为0.49%.  1973年意大利开始实施《法律援助法》，由国家支付律师费用。意大利及法国 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国家拨款取代律师无偿提供援助的“慈善”制度。但资格限制过严，年收入3 500英镑以下的刑事被告方有权申请。意大利每年法律援助支出不足英国的1%.英国1992年法律援助共支出6.82亿英镑，1996-1997年度为14.78亿英镑，1998-1999年度预计为16.02英镑。 但获得法律援助的人比例并不高，原因主要是律师收费过高。《民事诉讼规则》设置了新的法律服务委员会，保障依经济原则提供法律援助，在竞争基础上向律师事务所授予援助业务特许权，支付固定的法律服务费用。进而，金钱案件将不再提供援助，原告可基于风险代理合同聘请律师。

　　其他国家通常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加拿大类似于英国，1994年司法开支的58%用于警察，24%用于监狱和矫正，8%用于法院，7%用于法律援助，3%用于检察工作。法律援助开支总额在1983、1993、1994年分别为1.79、5.91和6.3亿加元。1995年始紧缩援助开支，次年降为5.36亿加元，其中安大略省通过提高援助条件和缩小援助范围大幅减少援助案件，1996年削减6 000万加元，约占削减总额的75%. .澳大利亚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与英国和加拿大相近。德国年法律援助支出1亿马克左右，援助制度运作比较有效，特别是家事案件。法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经最近的改革，趋于良好，1997年支出10.72亿法郎。美国的法律援助类似于意大利，可用资金极有限。 西班牙、葡萄牙设置了义务法律援助制度，律师象征性收取极少费用，当然服务也非常低劣。 巴西设置了公共辩护人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效率。希腊的法律援助制度也形同虚设。智利目前仅向农村和355个偏远地区提供法律援助。智利天主教大学1995年对2 000人进行的调查表明，65%的人认为无法取得法律援助和接近司法，56.3%的人对权利一无所知或基本不了解；就司法制度的改进方式而言，66.7%的人认为需有更多的社会工作者，56.7%的人认为需无偿提供更多的律师，55.0%的人认为需告知权利，45.0%的人认为应设立更多的地方警察部门，30%的人认为应加速程序进行，23.3%的人认为应设更多的地方法院，13.3%的人认为应修改法律，6.7%的人认为应加强警察教育，3.3%的人认为需更换法官。

　　各国经验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借鉴：一是按律师收入提取法律援助基金比强制律师义务援助效果更佳，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律师每年缴纳267加元作为法律援助服务基金；二是法律保险制度，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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