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接受纯属劝说技巧的运用，与理论（判决结论）本身的可接受性无关。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证明问题》，第11页。

　　61，Morris R. Cohen， Jurisprudence as a Philosophic discipline， 10 J. of Phil. （1913）；Morris R. Cohen， Justice Homes and the Natural Law， in Cohen‘s Law and the Social Order（New Brunswick， N. J. 1982， 1d，1933）。马丁？戈尔丁：《美国20世纪法理学与法哲学（下）》，第9—10页。

　　6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局1959年第1版，第313页。

　　6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307页。关于“概念”或“共相”的规定，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是全，是一切，是一切在一中，因此具有先验性；在新柏拉图主义——唯实论者那里，共相只是胚胎、萌芽、初发展者，换言之，仅是现实理性的产物。

　　63（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307-314页。托马斯是著名的唯实论者，奥康是著名的唯名论者。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307页。

　　63（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局1959年第1版，第313页。

　　64，Morris R. Cohen， Jurisprudence as a Philosophic discipline， 10 J. of Phil. （1913）；Justice Homes and the Natural Law， in Cohen‘s Law and the Social Order（New Brunswick， N. J. 1982， 1d，1933）。马丁？戈尔丁《美国20世纪法理学与法哲学（下）》，第9—10页。

　　65，另外，柯亨对其两极性原则也没有进行深度的解析，还只存在观念表层。

　　66，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局1980年版，第616——617页。

　　6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2页。

　　6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

　　69，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233页。

　　70，哈特：《法律的概念》，第1124，126，127，130页。

　　71，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72，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92）和后期著作《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分别代表了他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参见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第302页。

　　73，哈特：《法律的概念》，第126，130，146页

　　7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40—44页。

　　7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49页。

　　76，在黑格尔之前，康德从认识“真正的数学命题永远不是经验的判断，而是先天的判断”以及“真正的形而上学是先天综合命题”出发，借助人的先天理智的创造能力把后天经验加以组合，把理智的可靠性传输给经验，从而得出真正的科学知识。参见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版。在黑格尔之后，现象学的胡塞尔追随新康德主义的基本思想，力图通过超验还原的方法推导出存在物的本质有效性。参见[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局1992年第1版。

　　77，胡塞尔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研究》（1900年—1902年）（倪梁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年）、《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1935年）等。另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9－180页。

　　78，尼采的著作主要有《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析》（1900）、《精神分析引论》（1916年）、《自我与伊德》（1923年）等。

　　79，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0，海德格尔观点可参见《存在与时间》（1927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林中路》（1950年）（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版）、《论人道主义》（1946年）、《哲学—这是什么》（1956年）、《艺术与空间》（1969年）、《海德格尔全集》（1975年—）等著作。另参见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版，第38—49页；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张汝伦：《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1，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说》，米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8页。

　　82，参见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波普尔认为世界3是从世界（物质世界）和世界2（主观精神世界）派生的，包罗科学文化的精神内容，是客观精神或知识的世界。世界2创造了世界3，但世界3反馈于世界2，制约着科学家的主观活动，科学的猜想，不完全是心灵的产物，它还取决于客观知识的发展程度。世界3和世界1的关系必须通过世界2的中介，世界2作用于世界1创造世界3，世界3通过世界2的科学家的主观理解，才能具体作用于世界1的物质过程。

　　83，海德格尔：《林中路》，第26页。

　　84，边沁在最大幸福的原则下构思法律批判、法律改革和调整以符合理性的目的。参见边沁的著作《立法理论》（孙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等。

　　85，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说》，“第2版献辞”。

　　86，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说》，“1991年版后记”，第55页。

　　87，哈特：《法律的概念》，第127页。

　　88，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53页，第356页。

　　89，另参见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

　　90，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

　　91，拉伦茨等开创的评价法学，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等提出的新分析法学家都在维护法律规则的规范作用的基础上，对司法能动进行了调和，提出了建立“立法-—司法互动”的以法律规范为主导以司法实践理性为发挥的法治结构的构想。参见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麦考密克（N.　MacCormick）、魏因贝格尔（Weinberger）：《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97页。

　　92，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

　　93，参见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德国学者恩吉斯（Engisch）、阿瑟（Esser）、科因（Coing）、卡拿雷斯（Canaris）、拉伦茨等都提出了用“开放体系”拯救概念法学的办法。参见：Engisch，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S. 83f；Esser， Grundsatz und Norm， S. 44，239，7；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2. Aufl. 1983；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47-51页。

　　龙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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