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的力量。我们必须力争将一定 时间和地点中的法律变成通向一定时间与地点中的目标的工具。而且我们应当通过系统 地阐述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来完成此项任务。”（注：[美]庞德：《法律 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这也充分表明：自然法如今已逐渐成为人类幸福或人文主义的长明灯，它照亮了世界 ，也照亮了自身，并构成了整个法律体系的主要基础。伯尔曼指出，仍然存在或直到现 在还存在这样的信念：“如果国家确立的法律界线与一种更高级的法（即自然法，本文 作者注）相冲突，那么，就有一种去违反它们的权利和义务。”（注：[美]伯尔曼：《法 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并且他还告诫 人们：“自然法代表了人类对行为之合理性的一种祈求，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主张，认为 惟有当行为可以用理性来衡量的时候，才算是合乎法律的。正因为法律是理性行为的产 物，法律观念才可以扩充到泛指‘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绳’。我们也许会发现 我们很难接受这么一个观念，甚至连了解都很难。但我们不妨暂且忘掉我们有关实定法 的日常经验，暂时不要去管‘理性’一词的模棱含混以及自然法理论家所用到的种种不 同意义。须知我们真正所要找寻的乃是有关法律本质的一个明确命题。”（注：参见[意 ]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版，第77页。）——它应当是人理性的产物，而且理所当然地还是人的幸福的产物和源 泉。我相信，这才是两千多年以来自然法旗帜高扬、本性神圣的理由和诠释。这一点， 英国法学家梅因的体认最为彻底，他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 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的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这个理论 在哲学上虽然有其缺陷，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真的，如果自然 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的一种普遍的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 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因为它能使人在想象中出现一个完美法律的典 型，它并且能够鼓舞起一种要无限地接近于它的希望”。（注：[英]梅因：《古代法》 ，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43、44页。）这也就是帕斯卡尔那段至理名 言的核心要义，这段名言至今还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是思想造就了人类的尊严，因此 ，努力地思考，这是惟一的美德”。（注：参见[美]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59页。）

    杜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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