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50]为出发点，将技术社会中行为导向的规则体系分为技术规则和社会规范两类，并对两者进行了详细地考察。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或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系统。他解释说：“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二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这些预测本身可以被证明是有根据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分析的知识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价值系统）和普遍准则的推论。这些推论或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但是，当工具的活动按照现实的有效控制标准把那些合适和不合适的手段组织起来时，战略活动（das strategische Handeln）就只能依赖于正确地评价可能的行为选择了，而正确的评价是借助于价值和准则从演绎中产生的。”[51]

　　而社会规范则是作为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的交往活动系统。哈贝马斯说， “另一方面，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die Verhaltenserwartung），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当技术规则和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经验上是真实的，或者分析上是正确的命题的有效性时，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则是在对意图的相互理解的主体通性中建立起来的，而且是通过义务得到普遍承认来保障的。”[52]

　　这样，哈贝马斯对这两种行为规则的定义、机制、功能、合理化基础和受破坏后的制裁进行了比较，并列表如下（表1）。[53]

　　这种分析就改变了马尔库塞试图再次保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的倾向，将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框架和以目的理性为基础的子系统统一起来。由于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们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的彻底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几乎是走上了一条毅然决然的无归路。因为他们的理论缺乏建构性，无法面对科技不断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哈贝马斯通过论证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及其合法性基础，将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哈贝马斯的这种分析，实际上是为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寻找到了一条发展路径。这大概就是国内学者称哈氏不仅着眼于“破”，而且还希望有所“立”的地方。[54]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哲学实际上是现代人对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一种反思，也为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作为一种批判的科技哲学，该学派对实证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实际上是批判了“科学主义”思潮，力图以人本主义出发，确立一种与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单面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批判性或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批判性或否定性正是西方哲学的精髓，——因为我们只有拒绝赞美现在，才能保证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哲学动摇了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想基础，也几乎瓦解了由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梦想。科技、现代性使人异化，使生命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与文化内涵的完整整体的意义消失。而这种意义的消失，导致了人的基础价值的不复存在，使人类失去了共同奋斗的更高的价值目标。这样，“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55]尽管这种描述听起来使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但它确实指出了那种唯技术论者在对待技术问题上的乐观主义倾向所潜在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了游荡在这个世界中的“幽灵”——技术理性，这无疑是为我们敲响的警钟。

　　三、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的推进

　　社会进化理论一直是古典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理论；而今天，我们经常可以在“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等相互关联的词汇中，发现其中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某些前沿思想。黄平先生归纳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中对现代性“阴暗面”的论述：

　　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现代性所提供的“机会”，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甚至是愚蠢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环境—— 生态问题完全就没有被融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另一个例子是强力行使政治权力。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里才有的事情，“专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才有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20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专断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之中。[56]

　　因此，在社会学分析的现代视野中，技术理性统治仅仅是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后果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由此形成的官僚主义体制所具有的极权与专断，还存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人们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所持有的坚定不移信念的负产品。它导源于人们对发展理念的一种认识惯性，或者是对发展的固有倾向（immanent trends）——通俗地说，就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种认识倾向。因此，社会学家们认为，“由技术导致社会变迁往往具有非计划的、似乎是必然的性质。一旦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一般来说，人们就不会顾其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潜在影响而去利用它。”[57]但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美国学者费雷（Frederick Ferre）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 [58]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花园的修理同样不能拒绝科学技术。借用科学家兼作家C·P·斯诺先生的说法：“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技术的伊甸园。我们不能检视自己，从任何个人救世原理中得到安慰，并依托于我们善良天性支持我们自己。谁要是这么做，就会从他自身所发现的最坏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幻想那里受到折磨：他未曾运用理性去探究非理性的东西。”[59]

　　尽管理性之蚀在今天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检视何谓理性与非理性，但用理性去推动社会发展，一直被看成是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责任。因为在每个个体都以自己的“私的”利益为目标的追求中，整个社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而为了公共目标和国家安全，国家或政府——即掌握了公共资源的公权力主体，便有义务和责任去推行某项公共政策。一国政府如何运用科技促进产业、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或政府来说，这就是所谓产业技术政策问题。这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