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需要界定一下本文所使用的“科学技术”的概念。严格地说，科学技术一词（简称“科技”）所指的“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的观点认为，科学即为自然科学，并侧重于理论研究；技术即为应用技术，侧重于应用领域。但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以致于人们难以将它们再次分开。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有过一些有趣的论述。他认为，科学是技术的上层建筑，尽管科学总是姗姗来迟，但每次都应邀赴约。不过，到了17 世纪，靠技术的帮助，科学便不再姗姗来迟了，因为那是技术和科学“订婚”的年代；而在19世纪，二者便正式“结婚”了。因此，我们谈论现代科学技术时，往往是将科学与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22]在这种语境和意义上，本人反对将“科学”一词泛化，特别是将社会科学也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看待的做法。例如，有的学者在谈科技对法律的影响的时候，将社会科学也作为科学纳入视野，这就混淆了学科的基本分类体系，实际上也是偷换了概念，回避了所要讨论的核心命题。[23]因此，本文在使用科学技术一词的时候，是将科学与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但没有将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范畴纳入研究视野；而文中出现 “科学”或“技术”单独使用的时候，往往只是侧重强调科学技术在理论或者应用方面的含义。

　　二、技术理性：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技术理性也可以称作“理性之蚀”，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解构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现在又演变为各种技术帝国主义的分析范畴。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压倒性优先地位，人们由此产生的技术依赖，以及人们要求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均衡的复归。例如，在对信息管理、遗传基因、环境破坏、尖端医疗技术等进行法律规制的过程中，社会已经极大地依存这些专门领域中的专门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人又很难接触或者参与这些领域中的决定程序），而科技本身又欠缺“责任心”，于此同时，社会整合中的宗教、道德的统合能力却在不断地下降，因此人们便希望以对法律关系的信赖为基础，重新复归一种均衡的市民生活状态。[24]

　　理解技术理性，需要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开始。大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思想层面，指的是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2）社会层面，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大众文化批判）；（3）国家层面，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政党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第三个层面中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当然，这三个层面也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照应的。 [25]因此，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其他层面中的某些问题。

　　作为人本主义思潮的一支劲旅，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就是在西方反科学主义斗争中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有人将其科技哲学思想概括为“理性观”、“批判的科学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这四个方面。[26]而实际上，正如整个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本身一样，我们很难对它有一个总的评价。[27]不过，总地说来，它的科技哲学思想都是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来阐述的。因为批判理论在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对科技与理性、统治、意识形态、人的未来及自然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揭示，而其理论核心和批判工具便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28]

　　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而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29]

　　这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年）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科技不再具有中立性，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或意识形态。在此之前，人们普遍所接受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观点和思想，只是掌握技术的人赋予了它价值取向。然而，马尔库塞认为，一旦确认了一种纯“物质性”的东西——技术——本身具有“意识性”（即理性），那么技术就必然会超越它自己而具备“自己的价值”了。他说，“面对这种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那种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维持下去。技术本身不能脱离开技术所赋予的效用。这种工业技术社会是一种已经在各种技术的概念和构成中运转的统治制度。”[30]

　　当然，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正在不断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消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使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的一面。马尔库塞则在这富裕和美好的工业社会表面发现了其作为整体的不合理性。他说：

　　但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是不合理的。社会的生产率破坏人的需要和人的才能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和平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平息（个人的、民族的、国际的）生存斗争的各种现实可能性的压抑。这种压抑，极不同于我们的社会以往的、较不发达的阶段所具有的特点，今天不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和技术上不成熟的状态起作用，而相反地是实力地位起作用。当代社会的各种能力（智力的和物质的）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极高的效率和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双重基础上，以技术而不是以恐怖来克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而显出特色。[31]

　　马氏的这段论述，虽然区分了传统社会（或称“较不发达”社会）与当今社会的不同特点，但他的说明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是很清晰和不是很明朗的地方。是的，当今社会由于技术的介入，使得社会力量大得“不可估量”，也使得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大得“不可估量”，同时克服各种社会力量的“离心力”，然而，它又为什么压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并使“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平息生存斗争的各种现实可能性的压抑”呢？

　　我们如果能够回到马氏在《单面人》导论中的开篇，问题便会清楚一些。

　　能灭绝人类种族的原子〔战争〕的大灾难的威胁，不也就是用来保护使这种危险永存的同一种力量么？防止这样一种大灾难的努力，使探究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大灾难可能发生的种种原因相形见绌。这些原因仍然未被公众所确认、所揭露、所抨击，因为公众在过于明显的来自外界——对西方而言来自东方，对东方而言来自西方——的威胁面前退却了。需要预先作准备、生活在濒危之中以及面临挑战，是同样明显的。我们忍受在和平时期生产毁灭性手段，极度的浪费，接受一种防御教育，这种防御使防御者和他们防御的东西都一样成为畸形。[32]

　　这部著作完成的时间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东西方对抗的危险中，公众退却了，已经失去了批判能力，将自己的需求和自由让位于“公共安全”或“国家利益”，并接受“防御”性质的教育，“忍受”着“生产毁灭性手段”，最终使“防御者和他们防御的东西都一样成为畸形”。[33]其实，那个年代也正是人们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年代，而我们在反省自己的过程中又陷入了新的理性困惑之中。

　　当然，自20世纪末东欧集团瓦解以来，以核威慑为主的东西方对抗已经淡化了。但是， “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又似乎在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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