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原则和价值标准进行，而不是基于自己的情感或社会传统。

　　[48]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4页及其注释。

　　[49]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5页。

　　[50]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8－49页。

　　[5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9页。

　　[52]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9页。

　　[53]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1页。

　　[54] 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中译本序，洪佩郁、蔺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页。

　　[55] 〔英〕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82页。

　　[56] 黄平：《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载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1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6页。关于吉登斯的论述中译本，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57]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622页。

　　[58] 〔美〕弗雷德里克·弗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载〔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版，第133页。

　　[59] 〔英〕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3月第1版，第4－5页。

　　[60] 参见易继明：《政策法制化：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载《光明日报》2004年1月16日。

　　[61]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第3－4页。

　　[62] 自己决定权的理念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在各个领域又重新提出这一课题。关于私法学领域中的自己决定权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日〕吉田克己：《自己决定权与公序――婚姻家庭·成年人监护·脑死亡》，杜颖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2辑第1卷/总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30－162页。

　　[63]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页。

　　[64]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文版序言，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2页。

　　[65] 参见〔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全兆一、白厚洪、康振家译，全兆一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34、135页。

　　[66]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与评价功能》，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王泸宁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月第1版，第557页。

　　[67]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与评价功能》，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王泸宁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月第1版，第560页。

　　[68]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页。

　　[69] 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分支。通常认为其产生的标志是1986年保罗·罗默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1988年卢卡斯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新增长理论是由一些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而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它认为，“在经济中存在外部性或垄断因素的前提下，分散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但这种动态均衡一般不是帕累托最优。这时可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消除市场机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即通过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提出，涉及到市场效率的一个著名的阿罗 ——德布罗定理：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达到全面均衡时实现“帕累托最优”。参见朱勇、吴易凤：《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70] 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载《读书》2002年第7期。李昌平先生原为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自2000年他给国务院领导上书痛陈“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之后，“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李昌平先生著述《我向总理说实话》也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2年 1月第1版），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杂志也于2002年创办“农村版”。

　　我国某个农业大省的负责人就三农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三农问题症结在于“三低”：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和农民的非农化程度低。因此，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是推进“三农”裂变：（1）农业裂变，即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型向工业为主导型转变；（2）农村裂变，即以农村为依托的县城和小城镇迅速崛起；（3）农民裂变，即农民变市民、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其实，不难看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农业结构及其转化，这也涉及到农村产业政策问题。不过，本人认为，三农问题还远非如此简单地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单就一个农民进城问题，就面临不少“进步的烦恼”，更不用说其中的政治因素了。最近，王梦奎先生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适应社会转型的重点是“三农”问题，而除了农业方面的努力以外，“从根本上说，要从‘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找出路”。关于那位负责人的谈话，请参见李玉梅：《以新的思路看待三农问题——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答本报记者问》，载《学习时报》2002年10月28日，第1版；关于农民进城问题，请参见熊若愚：《中国农民》，载《学习时报》2002年10月 28日，第4版；关于王梦奎先生的论述，请参见王梦奎：《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

　　[71]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6版），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年9月第1版，第4页。

　　[72] 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放到很重要的地位。江泽民先生在1993年10月18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认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继续推进农科教‘三结合’，全面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199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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