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是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Winch，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see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p. 242.）。

　　[20] C. C. 兰代尔（1826～1906），美国法学家，被视为法律形式主义的代表。1870年开始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创案例教学法，其实质被认为是对大陆法学法学教育学习的结果。作者此处强调以案例（经验）材料为对象探询原则体系的形式主义，与寻找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而下述法律现实主义则在主张经验研究上与自然科学同构。——中译者注

　　[21] See William Twining，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5）， pp. 10-11.

　　[22] 参见第十七章对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讨论。

　　[23] H. L. A. Hart， “Introduction” in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p. 13.

　　[24] 对于法理学之方法论问题的一个精彩讨论，并且包括了对哈特著作的特别关注的著述，参见佩里的《法律理论中的解释与方法》（Stephen Perry， “Interpretation and Methodology in Legal Theory” in Law and Interpretation， A. Marmo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97-135.）

　　[25] Hart， “Introduction”，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p. 13.

　　[26] 与此相对，对于一位“科学的”考察者来说，仅仅出于对制裁的恐惧而遵守法律的人，与因为他或她确信该法律体系是正当的而遵守法律的人，看起来将没有区别 ——尽管一位法律实证主义者（他持有该派立场的分离信条，即描述与道德评价相分离），可能不会把这种混合视为是拒绝纯粹外在观点的基础。

　　[27] 有建议人们应当将“内在观点”区分为“情感的”和“意志的”两个方面，参见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288-292； ）及其《H. L. A. 哈特》（Neil MacCormick， H. L. A. Hart， pp. 33-34）。

　　[28] See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p. 3-18.

　　[29] See generally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0] See Hart， “Introduction”，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pp. 8-12； Hart， “Postscript”， The Concept of Law，　pp. 240-244； Hart， “Comment ” in 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 （R. Gavison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p. 39.

　　[31]希尔在其论文《H. L. A. 哈特的解释学实证主义：《〈法律的概念〉中的一些方法论疑难》中给出了一个与下文相似但更为详尽的分析（H. H. Hill， “H. L. A. Hart‘s Hermeneutic Positivism： On Some Methodolog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Concept of Law ”， （January 1990） 3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113.）。（编者案：该文已收入本文集。）

　　[32]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23.泰勒为下述观点进行了辩护，即人们在持有一种“解释的”或者“Verstehen”（理解的）方法的同时，仍然能够保持对被解释说明的事物进行批判的能力。

　　[33] 出自彼得·温奇与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这个见解，在希尔的文章中有很好的概述。Hill， “H. L. A. Hart‘s Hermeneutic Positivism”， （January 1990） 3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116-117.

　　[34] Hill， “H. L. A. Hart‘s Hermeneutic Positivism”， （January 1990） 3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123， 124-125.

　　[35] See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pp. 153-157； see also Hart， “Introduction”，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pp. 14-15.

　　[36]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p. 156.

　　[37]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V， 10：1137b20-24.（中译文另可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论理学》，廖申白译注，1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所以，法律制定一条规则，就会有一种例外。当法律的规定过于简单而有缺陷和错误时，由例外来纠正这种缺陷和错误，来说出立法者自己如果身处其境会说出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另外一个译本的译文不可解，根据英译判断，它错误理解了文句。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修订本），苗力田译， 117～1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8]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pp. 119-132.哈特的这个概念与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的语言哲学有关联，并且正是从魏斯曼的语言哲学那里来的。我在《法律，语言，以及法律的确定性》中对其间的联系与差别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Bix， Law， Language， and Legal Determin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7-25.

　　[39]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pp. 126-127.

　　[40] See Bix， Law， Language， and Legal Determinacy， pp. 22-25.

　　[41] 在美国，有若干因素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更为强烈的注意的，其中，包括了美国法院（根据联邦宪法和州宪法的规定）宣布立法无效的能力和意愿，某些宣布立法无效的判决所具有的可争议性，以及在这类判决与美国政治思想中强大的民主精神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

　　[42] 这些问题在《法律，语言，以及法律的确定性》中有更为细致的讨论。Bix， Law， Language， and Legal Determinacy， pp. 7-10， 17-35.

　　[43] See e.g.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pp. 606-615.（中译者案：这里指哈特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对下述观点的反驳：这类观点把法律实证主义混同于形式主义，误以为一旦驳倒了形式主义裁判观念，就驳倒了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

　　[44] See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pp. 614-615.

　　[45]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pp. 189-195.

　　[46]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pp. 199-210.

　　[47] 在这里哈特所谓“道德”（moral）是在为某个社会所接受的俗成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的意义上来说的，这些俗成道德约束着该社会成员的行为，并通过同伴给予的各种类型的压力获得施行。

　　[48]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pp. 623.

　　[49] See e.g. David Lyons， Ethics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Jules Coleman， Markets， Morals and the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Wil Waluchow， Inclusive Legal Positiv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50] See e.g.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Oxford： Clarendon， 1994）。

　　[51] Jules Coleman， “Negative and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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