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河山、肖水的“从‘两权分离’到‘双重所有权’”，《民事立法札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等。

    [31]见1993年公布的“公司法”第4条规定，“（第1款）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2款）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第3款）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32]关于财产权与政府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参阅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Chap.4&5中所提示的分析框架。

    [33]对这种财产权多元结构涵义的解释，见洪虎的“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上）、（下）”，《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1期、第2期。

    [34]Cf.North,supra note [32],Chap.3,Sec.2.

    [35]比较宪法第12条（公共财产保护条款）与第13条（私有财产保护条款）的内容即可看出，这里的合法要件具有特殊的涵义和目的，即国家试图保留干预和变更私有财产权的空间。第13条全文仅48个字，其中使用限定性词语“合法”2次、限定性词组“依照法律规定”1 次，却未设置禁止侵权行为的规定。然而，考虑到中国在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合法要件乃至宪法第12条规定的神圣原则其实又有难以严格施行的一面。

    [36]Cf.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Belknap Press,1971,pp.387-388,579ff.

    [37]Ibid.,pp.203ff.,270ff.,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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