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孟县)人，但因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故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世人遂称其为韩昌黎。再如苏轼本是四川眉州人，可他有时自己戏称“赵郡苏轼”、“苏赵郡”，就因为苏氏是赵郡的望族。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篇》说：“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郡望），观者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指的就是这一类。
　　三、节短称谓
　　《吕氏春秋》中有“干木光乎德”。东汉应劭《风俗通·氏姓》注以为段干木姓段名干木，而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说：“《吕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此为剪截名字之祖。”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裴骃《集解》也认为段干是魏邑名，段干木因邑为姓。另《史记·魏世家》有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三人都以段干为姓。可见顾炎武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左传》称晋文公重耳为晋重（定公四年），称莒展舆为莒展（昭公元年），都是两个字的名只称一字，这也是节短姓名，时间却在《吕氏春秋》之前，可见，节短姓名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先例。从汉、魏到五代，节短姓名的现象一直很多，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说：“汉魏以降，文尚骈俪，诗严声病，所引用古人姓名，任意割省，当时不以为非。如皇甫谧《释劝》：荣期以三乐感尼父。庾信诗：唯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白乐天诗：天教荣启乐，人恕接舆狂。谓荣启期也。《费凤别碑》：司马慕蔺相，南容复白圭。谓蔺相如也。……”单是《十驾斋养心录》已经举出的，便有十几例。其中有截去上一字的，如晏婴只称婴，周勃只称勃，东方朔只称方朔；有截去中一字的，如荣启期只称荣期，郦食其只称郦其，韩安国只称韩国；有截去下一字的，如蔺相如只称蔺如，申包胥只称申包，郑当时只称郑当。这种任意割裂，前人多认为不妥，但俞正燮《癸己存稿》卷十二“姓氏省文为辞学说”条却认为这是“辞学”（即修辞学），并列举了大量的例证，说明临文取姓氏，乃辞章当行语，不能妄加指责。又说：“古人文章，孙宏、方朔、马迁、马相如、松子、杨意、班婕、葛亮、刘牢，或以就对偶，或竟省举……古人姓有异文、有省文、故不可泥。至增减见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又说：“《礼》有言徵不言在，相敬之意，通于常谈，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乌得不致疑古人，因羞成怒，而肆其诋諆哉！”俞氏深通辞章之学，懂得“诗赋遣词安句，自有其例”，所以他极力为“割裂姓名”辩护，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同是司马相如，由于牵就字数、平仄等等，在李商隐的诗里就有几种说法：如《寄令狐郎中》“茂陵风雨病相如”；《梓潼望长卿山》 “梓潼不见马相如”； 《南潭上亭宴集以疾后至因而抒情》“马卿聊应召”。试问如果不是这样变换着说，他又怎样能够写成五、七字诗而又符合格律的要求呢？我们认为批评节短形式的玩弄是正确的，不过批评也不应只注意形式，不注意实际情况。因为该批评的不是节短本身，而是节短的滥用。
　　四、寓名
　　《史记·万石君传》：“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正义》：“颜师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日知录》卷二十三也说：“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顾炎武称这一种情况为“假名”，并举《史记任安传》：“某子甲何为不来乎？”《三国志注》：“许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传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犹言某甲。”俞樾称这一种为“寓名”，他的《古书疑义举例》有“寓名例”，指出：不但屈原的渔父，司马相如的乌有先生、亡是公，扬雄的翰林、子墨等是虚构的人物，就是《孝经》中的曾参，也是假设的角色，因为当时孔子只是用问答体来阐发自己的一套理论，不是曾参真正提出问题请孔子回答。俞樾由此推论：“庄、列之书多寓名，读者以为悠谬之谈，不可为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此体也。虽《论语》亦有之，长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问津且不告，岂复以姓名通于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问答，故为假设之名以别之……以为二人之真姓名，则泥矣。”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像谢惠连《雪赋》中的梁王、邹阳、枚乘、司马相如，谢庄《月赋》中的陈王（曹植）、应玚、刘桢之类，也都是寓名，不过借用真实的人罢了。后代的笔记、小说用某甲、某乙称失去姓名或不必说出姓名的人，已经成了通用的手法，读者也很容易理解。但其他的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些人就未必注意到。因此，懂得“古立言者自有此体”就既不致于把寓名误认为真名，又能给读者以真实感了。
　　除了上文所举各项之外，还有敬称、谦称、以及历代因避讳而改称，唐人以行第相称，宋以后多取别号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不少称谓，也都各有修辞作用（如示敬、鸣谦、避复、避讳、避熟等）。由于有一些比较常见，有一些已有专书收录（如《史讳举例》、《唐人行第录》、《自号录》、《别号录》之类），因而本篇便不赘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