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另一方面，它又能吸收同化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融合各阶层利益，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使政党制度产生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证各党派政治目标最终的一致性。各民主党派虽有各自所联系的阶层、群体，利益和主张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以共产党为核心所形成的合力的指向则是一致的，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避免了多党制由于各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所造成的政治的不稳定。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适应了现代化变迁中政治生活的两种需求，即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于稳定与发展以及权威与自由的需要。它有能力地应对中国这个超大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的挑战。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政治推动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需要有效和强大的政治支持，这不仅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向政治系统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系统能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多大程度上的政治支持。”［7］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和现代化特殊性的科学分析而做出的一项政治制度选择，这项制度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政治支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体现的功能性价值，契合了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政治诉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一）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内在要求之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8］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作为实现中国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稳定联结的制度基础，作为稳定推进渐进式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其强大组织结构和功能输出是实现中国政治稳定的“安全阀”。

    首先，确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权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其领导集团没有显示出比较强大的凝聚力，结果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政治动荡，大大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他认为，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们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9］这一观点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政治权威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政治权威的中坚角色，有效地发挥了政党政治权威的功能，保证了政治上的稳定和有序。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0］其次，构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团结吸纳机制。亨廷三、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顿指出“: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了一个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注入，加速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来刚性的社会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重新分化组合，新的社会力量不断生成。八个参政党，作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有着各自所联系和活动的范围和重点。通过民主党派把社会各阶级、阶层团结起来，扩大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可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很广泛的，其所联系的对象基本上吸纳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出现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且将这些力量团结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旗下。这样一种广泛的、开放的、合作的政党制度，显然是有利于稳定的。

    再次，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取决于政府对公民政治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是国家政治制度能否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成正比。“对于一个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未来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用以面对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而“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12］因此，“为了减少由于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而造成的政治不安定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就需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即政党制。”［13］可见，政党制度的产生就是为了扩大政治参与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这样的功能，可以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规范化参与渠道，通过合法、规范的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并对转型社会出现的利益分化和冲突进行综合协调，从而实现政治参与的“秩序化”。

    （二）政治民主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种体现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它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民主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现在各参政党积极的参政和政党间的民主监督及政治协商方面。

    首先，从参政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为人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14“］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制度规定，在确保中国共产党法定执政地位的同时，同时赋予各参政党法定的参政权利，这样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由于缺乏有效制约机制而走上一党独裁、专制的可能性，从而在权利结构层面上推进了政治民主化。这样的制度安排是适应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趋势的。

    其次，从民主监督层面而言。一个政党要执好政，必须接受内部和外部监督，它要求执政党内部、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形成一种以民主为杠杆的有效机制。这种体制的意义在于能使执政党获得及时的有力的监督，达到在执政过程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以顺利实现执政党的目标。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在中国还是多个党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5］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相互监督，参政党的监督是共产党外来监督的主要来源。在我国政党制度中，一方面，由于多党的存在，在政党制度内部能够形成“异体监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和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决定了政党之间的监督必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治监督，这样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主监督。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广泛的民主监督，鲜明地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高度民主性。

    再次，从政治协商层面而言。政治协商的过程，既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程，也是民主党派参政的过程，同时还是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合理化程度取决于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系统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把传统的、集中的、封闭的、独断的决策模式转变成了一种分散的、开放的、协商的决策模式,从而把决策任务分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16］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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