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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的社会一文化转型发生于二十世纪初，至今仍未竟其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致思主题从“大同”趋向“自由”。这种政治致思主题的变化关涉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格局与方向。本文从思想史一社会史角度对大同模式和自由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从大同到自由是政治致思摸式和政治行动方案的双重转换，从而带动整体性的社会转型运动。


 


  这个百年——从1901年到2000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迁的百年。这种变迁，就中国历史的时间延续上讲，被称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被名为“社会——文化转型”。因此，这种变迁，既有一种时间绵延上的中断感，也有一种空间秩序的重组感。简言之，在这个世纪中，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方式，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单就深刻影响这个世纪的中国人社会生活状态的政治问题来讲，百年中国的政治致思主题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中国政治致思的大同主题已经转换为现代政治的自由思索。而且，由于这种转换，涉及到中国“现代”变局或转型的新格局与新方向，因此，它成为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思想史——社会史问题。从前者讲，它是一个主题学的问题。就后者言，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两者结合，构成考察如题问题的有效角度。


  两种模式


  在题旨的范围内，“大同”与“自由”是作为两种思想——行动模式来对待的，这两种思想模式，其一，就各自存在的背景条件而言是不同的。前者被规定为中国传统社会诸条件的产物。后者被规定为西方现代社会诸条件的产物。其二，就它们发生发展的诸思想要素结构方式来讲，也是不同的。前者作为通约中国传统诸思想流派的一种精神建构，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类型归属的判断标准。后者作为西方现代诸思想流派的一种轴心理念，成为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理念的基本标志。其三，就二者发生的社会历史影响讨论，同样具有根本差异。前者在前现代社会的持续作用，曾经带给中国社会令人艳羡的历史成就。后者则在“现代”进程中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其四，就两者在“现代”条件下相遇后的运思与影响社会的态势来看，也具有类型上的区别。前者处于一种思想自辩与社会价值再证的状况。后者则处于一种颠覆前者讲在前者曾经发挥作用的社会土壤中主导社会进程的作用。


  可以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较为具体地加以讨论。首先，从二者存在的社会诸条件L来看。大同之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轴心，乃是中国古典社会诸条件综合塑造的结果。此处所谓的“诸条件”，其基本要素包括：小农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伸张绝对平等的均平分配观念。从古典集权到古典专制的基本政治结构，诗性幻想决定的政治致思方式。以道德理想主义主导的社会思维，以“减已成人”为目的塑就的人际关系模式。以塑造德性化的人格为目的的古典教育体制，以科举考试为诠述方式的人才选拔方式。重视传统价值轻视创新必要的社会心理机制，向往“天下为公”、“傅施济众”的社会境界的大众政治期待。


  而自由之作为现代西方的政治轴心理念，则是“现代”社会诸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大致是指：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诉诸公正的社会分配机制。以自由为基调的民主政治或宪政制度安排，贴近现实进行建设性思考的政治致思方式。以科学主义、现实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思维，以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划界为标志的生活格局。以“现代公民”为人格塑造范型的教育体制，以文官制度引导的政治资源分享方式，以创新作为号召和行为取向的社会心理机制，以及致力建立健全社会而非理想社会的大众政治期待。由上可见，大同与自由之作为两种政治致思方式和两种政治致思结果，确实与其据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诸条件完全关联在一起。二者绝对不是纯粹观念思索的产物。


  其次，从二者的诸思想要素结构方式上来看，大同之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模式，乃是两重思想运动的结果：一重思想运动是直接阐释大同理念的儒家思想要素组合的过程，另一重思想运动是与儒家颉抗的其他诸家流派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修缮性或攻击性补充。从前者看，儒家思想在政治理想理念的构筑上自始至终就是以大同为核心的。这可以从早期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到孔子期望的“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孟子构想的“讲田制”，到宋明儒家表达的纯粹德政设计，再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这条儒家政治思想延续的线索上，获得充分证明。①就这一线索来看，伦理与政治两种思想要素的纠结，成为其结构起思想体系的支点。②从后者来讲，以中国古典传统思想诸流派而言，大同思想的通约性，是十分明显的。先秦道家的“小国寡民”（老）。“至德之世”（庄），墨家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农家的“君民并耕”、“国中无忧，表现出轴心时代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所有的共同兴奋点。而农民起义在思想中凸现或潜含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成分，则体现出社会大众对于大同政治理念的认同。这两者使得儒家同化伦理与政治的政治致思，得到强化的动力。


  自由之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模式，与此不同。它也可以说是两重思想运动的产物：③一重思想运动是以政治自由为诠释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于自由理念的三层次分疏，使得自由获得了它的社会历史有效性。一个层次是自由的哲学定位与自由的政治定位的分解，另一个层次则是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问题的解释，再一个层次是观念形态的自由与行为形态的自由的关联性疏解。这种疏解由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延续而得到了较为自洽的结果。而自由主义之结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则是由现代政治与现代经济两种思想要素胶合而成的。现代政治之作为思想上要处理的权力资源占有和权利有效保护的问题域，提供给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权利哲学和宪政民主的论域。现代经济之作为思想上要处理的利益资源配置与公平享有资源份额的问题域，提供给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市场经济与公平分配的论域。另一重思想运动则是同佯在政治经济问题视角看“现代”的批判家们，通过对于自由的自由主义阐释的质疑，来表达的哲学化自由理念，这包括一切激进主义以高昂的革命热情释放出来的彻底自由观念，尤其以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为典型。也包括极端保守主义以眷念传统为基点表达的（过去的、历史的）经验即自由的观念。但是，不论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如何对待自由主义所阐释的自由理念，自由理念在他们那里收到的拒斥与在自由主义那里受到的阐释构成了他们三家思想流派的思想圆心。这就使得现代西方思想诸家均围绕政治——经济诸问题来展开论说，强化了从实际社会问题层面论说自由的思维定势。由此，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政治致思的轴心，则是不必怀疑的。由此可见，各自文化语境中诸思想要素的结构方式，决定了中西政治思想致思的不同特质。


  再次，从二者发挥的历史影响上来看，大同作为一种期望最后自由的古典政治理念，自由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阐释的着意于现实自由可能性的现代政治理念，各自在自己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功用。大同的社会历史功用，借助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作用机制，提升着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境界，理顺了古代中国人的人心秩序；借助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机制，保障着古典中国政治运作体制的顺畅运转，保证着古典中国的社会秩序。它使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惊叹不已。④但是，在大同引导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秩序至上的社会，而不可能是一个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现代自由理念支配下的社会则不同。以尊重个人及其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理念，使得维系社会人心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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