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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建构伦理政治的思想。这一思想由早期儒家奠定方向，其中，孔孟贡献最大。孔子为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打了桩、奠了基。但是，他所提供的观念与见解，还需要解释。整全地看，伦理政治还只限于“为政以德”的笼统叙述上。分别地看，伦理一端的根据问题尚欠说明，以致伦理功能的显现流于结果化（即以结果证其有效，但原因隐而不彰）；政治一端还囿于对礼制权威的重建，新的权力观与利益分配机制尚得进一步推敲。作为处在伦理政治理论预制者起点上的孔子，他也只能以这种概观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理念。但下延及孟子，则非得以对孔子的突破，才能推进孔子事业。突破口有三：整全的、伦理的、政治的。孟子以伦理致思率其先，将政治融于其中，从而给政治以伦理化解释，鲜明地凸现出伦理政治中伦理的地位与作用。孟子之采取这一进路，使其显出与孔子周全地处理与政治关系不同，显得清峻伟岸，是时代氛围使然。一方面，从孟子所据的战国时代的历史氛围而言，“天下无道”的状况进一步加剧，政治的治理已成为一时难以达到的目标。因而，从心性内在用功以校正人心，显得更为基础和根本。这使孟子从孔子的内（心）外（礼）兼治的立场退却，转而为以内（心性）治外（政治）的思路。另一方面，孟子时代的思想氛围也有了很大变化，诸子蜂起，思想流派的彼此攻讦相当厉害，思想资源的良性互借已不可能。在孟子，一者务必践杨墨、斥无君无父之论，以确保儒家立于宗法根基之上的伦理政治论说；二者务必驳告子，以求为外在的政治治理寻求更可靠的伦理基础；三者还必须拒斥法家的功利化立场和农家的返朴主张，从而确认儒家的以义统利和社会分工合作主张。这促使孟子采取了以心性一智慧统纳政治的思维进路。如论者指出的，“孔子整个是圆形，孟子整个是方形。……他所以如此，就因为他要反显一个主体，他要把尽物力的时代风气压下去。这里有一个破裂的对反。此时，若不作乡愿，便不可随便讲圆和。”（牟宗三：历史哲学），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20页。）孟子以良心说人、以性善论政，用心性之善为中介打通伦理与政治关隘，从而，成功地凸显了孔子所述伦理政治的崇高一面。


  （一）心性之学：将人的抉择安置于可靠的伦理基石上


  人是复杂的存在。除开其生理意义层面对人活动的先天限制，而使其具有不可克服的动物性以外，人还受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影响与支配。现代社会科学揭示，人在社会集群中生活。作为单独的个体，他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心理、爱好、志趣、经历、出身背景。同时，作为合群的人，他的言行抉择，又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在这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人要始终保持其智性和善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是不太容易的。因而现代道德哲学在颂扬人的优秀品性之时，存在哲学却揭示了“他人就是地狱”①的可怕情形。以致于人们都同意，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可以说，人的这种现代处境，不过是其古典格局演化的结果而已。但是，对人的这种现代结论。孟子一定会大不以为然。确实，人有其局限（如因“放心’而引起的蒙蔽与错失），但根性上的善却可以将之校正、收拾，使人的行动始终围绕善的主轴而展开。


  孟子的这种见解，有其认定的有力根据：人都有一颗活泼泼的良心，这颗良心是其为善抑恶的根据所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引、丑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颗不忍人之心，是一颗在伦理的行为抉择之极端情形下，都必然地、无条件发挥作用的善心。对此，孟子有一情景性极强的解释。他讲，“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干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同上）。这一解释透露出孟子对“不忍人之心”的三种规定性：其一，“不忍人之心”是先天具有的。因此，它一方面是人人都拥有的，而不是部分人，尤其是部分优异人士所拥有的；另一方面，它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性，是划分入与非人的界域与标准。其二，“不忍入之心”是非功利的。一者它与个人的情感反应、心理安适广恶其声”）无关；二者它与结交更多的社会关系（“内交于孺子之父母”）无关；三者它与获得普遍的赞誉也无关（“誉于乡党朋友”）。因此，它是纯粹的伦理之善。其三，“不忍人之心”是一颗在面临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危机处境中，人的行为抉择所必然受其支配的良善之心。只要一处此境、一触此情，它就会发动起来。而无需入的苦思冥想，也无需人的艰辛求索、反复比较。由此可见，人之为善，是一种先天规定性所注定了的。每一个人出生下来，就具有了这种伦理善的“种子”（孟子所谓“端”）。对此，孟子沿着两条线索继续论证，首先确认善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善心又表现为四种伦理善的形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钎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其次，在确认“人皆有之”肋先验性存在基础上，再将善的源起与扩展归诸于“我”，使“不忍人之心”的外在显现与功能拓展得到进一步的必然性确证，“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孟子对人的“不忍人之心”做了“人皆有之”和“扩而充之”的两手论证之后，使人确信人的善性良心的先验性存在性质。但是，由于他采取的是一种极端性论证进路，并非人人可从经验生活中见识的。因此，他还面临一个经验性说明的任务，非此不足以强化其论说的可靠性与可信性。为此，孟子从人的生活事实与经验归纳两方面，进一步对“不忍人之心”做了加强性确认。在前者，孟子举出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并不经传授和专门学习，儿童就知道爱其父母、亲其兄长。故恻隐羞恶之心乃是人皆具有人皆能发挥的“天下道义”。“入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如果说人的良知良能对伦理善的先验性之证明，还是沿循“人皆有之”的思路，不过由超验层面落实到经验层面，因而仍难以使人完全信服的话，那么，孟子再以“同类相似”的理由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似乎可以使人从“你我他”的人性、人心同然上，同意孟子的见解。孟子的这一论证，分为两个层面：自然界与社会。前者他以大麦的生长，说明了在性质上的丰收相似性；后者，他又仔细地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之生理上的相似性；“口之于味也，有同替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另一方面，他将生理相似性引至心理相似性上。从而，提出一个“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的问题，并指出理义正是心之所同然。而且，这与前一方面是相同的，“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同上）经过这一番先验与经验相吻合的论证，孟子将人本性的善良全然烘托而出。


  孟子将人性本善作为伦理的行为抉择根据，当然是意图把人的行为抉择安置于可靠的伦理基石上。所以，孟子特别强调物性的差别，物性与人性的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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