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层面上讲的自由。对于这种自由的阐释，也只能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


  层面上进行。


  作为政治理念的“自由”，西方人在政治学层面上的处理，大致是由Liberty所指涉的形而下意义。②这种自由，是由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系统阐释的。从其理论的自我延续上讲，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古典”阶段的自由主义，这是由亚当·斯密，约翰·洛克等人阐发的自由主义理念。二是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这是由约翰·密尔等人所提倡的。三是正义论的自由主义。这是由约翰·罗尔斯所系统论证的。③三者的理论兴奋点，具有差异。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权利的神圣性加以特别的强调，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则对于利益的公平享有进行专门的论述，而罗尔斯对于公平的正义则予以理论的系统论证。但是，三者对于自由的哲学形上学意义的弱化，对于向由的政治经济意义加以强化的理论取向，则是一致的。同时，对于自由的权利底线，也是共同加以捍卫的。


  自由主义所阐释的自由理念，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形上学意义上讲的自由，只是在精神或心理的层面上处理自由问题，这不仅对于自由的哲学、伦理学、方法论、认识论依据加以强调，而且，对于由此阐发的政治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实际社会运用，予以高度关注。就后者而言，自由主义关于宪政制度安排的设计，就发挥了引导“现代”社会健康运作的重大作用。现代宪政制度，是一种运行在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体系。同时，是一种以限制权力、凸现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下的自由”社会。并且，是一种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推动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巨大功用的社会政治理论。


  运行于自由主义所阐释的自由理念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迄今“最不坏的社会”。这一社会，确实如同任何社会一样，有其令人不满意之处。它是一种从底线伦理意义上讲的法治、公平社会。于是，它不保证社会完全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它注重的是在一个社会或政治共同体中间生活的人们，是否获得了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与起码的生存保障。它对于那些在历史中充分表现了权力操作的随意性、因此使得权力具有横暴性与支配性的权力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它确实无意满足那些好高骛远地要求完满社会的人们的理论意欲。因此，它对于人类自古以来的社会政治思维中就普遍存在的理想政治构思，中断历史似的掉以轻心。这使得那些具有历史癖好的人们，感到痛心。然而，这种社会的自身组合优势，却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中，有了充分的显现。这种显现，集中为一点来讲，就是它带动了一个既有秩序保障的社会，又有丰裕的物质享受可能的新型社会的出现。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古典的秩序社会与一个合成的现代意义上的丰裕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两种具有类型差异的社会样态。社会秩序，不仅仅是道德约束的产物，也可以是物质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为在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源重组的现实基础上，展开社会政治运思，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


  这种社会向相反社会展示的诱引力，乃是不言而喻的。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类型社会相区别的其他社会形态，在受到西方这种社会的暴力性接触时，常常会出现东方学专家所说的理智上的学习愿望与情感上的拒斥侵略的矛盾情况。但是，以非西方社会对于西方社会先行的自由主义式的现代杜会运动的主流反映而言，无庸质疑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宪政政治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其一，这是由全球化的生存逻辑所注定的。其二，这是由非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所推动的。其三，这是由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运行状态比较后显示的结局所直接启发的。


  归纳起来，自由主义所阐释的自由之具有魅力，是由于三个理由所决定的：一是“自由”之作为体系思想的发散性的扩展。人类对于天然的普适性追求，是各个古典民族的共同特性。从天然自由到约定自由，乃是一个必然的丁行过程。因此，由西方人发现的这条下行线，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他们享有无可质疑的发现权，但是，不分民族，人类对此均享有使用权。二是“自由”之作为制度安排的诱引性的功能。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是一种最足以将社会安顿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保障其运行于基本公平（即具有差异性的公平）的状态之中，而且将社会的对立消解于社会的运动过程之中的社会系统。这对于期望在和平状态中谋求发展的人类来讲，吸引力是巨大的。三是“自由”之作为生活方式自在性的作用。自由主义第一次将人类的生活划分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两个领域。这使得人们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个我的独立性与趣味性。而同时，将对他人的关注放在大家共同的利益与权利的分享上面，对于公共规则加以高度的重视。这无疑可以将以往因为公私不分情形中显得紧张的日常生活松驰下来，使得生活的适惬性更为凸现出来。


  凌空起舞与贴地运行


  大同与自由之作为两种思想——行动模式，体现为现代行动方式的特点，则分别表现出大同的凌空起舞特性，与自由的贴地运行的特质。


  大同的凌空起舞特性，是指大同作为一种关乎社会政治的运思，乃是一种远离社会生活实际的乌托邦构想；而作为一种关乎社会政治运行的制度构想，也是一种远离政治生活实际的虚构。因此，大同在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上，都有一种远离实际、脱离生活的共同特点。于是，大同只能是一种使自己脱离地面、凌空起舞的乌托邦思维。这种凌空起舞，从思想的角度看，可以以缺乏务实性来定位。从实践的角度讲，则可以以缺乏可行性来形容。


  就前者分析，大同之作为社会思想运思的一种方式，以其悬虚性而显示其不务实的思想特点。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悬虚性是指大同运思思绪的漂浮，而不务实则是指大同运思的指向的不确定。理想性主导着大同的运思选程。大同就是一种不能落在实处的社会政治运思。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价值依托。它必然地在现实化的社会政治运思与社会政治运行之上和之外来证明它的存在意义。在这里就显示出人类凌空起舞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就必要性而言，人类缺乏起码的凌空起舞能力，就缺乏起码的政治想象力，也就相应缺乏起码的政治建构能力。因为，对于政治操作来讲，政治设计是具有优先性的。假如政治设计完全缺席，那政治就能运行在冥行状态之中。而大同所体现的政治想象力，则正是政治设计与政治操作的运思基础。与此同时，反抗平面化社会和重复性生活的永恒冲动，使得


  大同构思具有了深厚的心理基础和不绝的思想动力。而且，由于大同在个人思想与私人生话中具有满足人的高尚祈望与尊严要求的内在思想能量，因此它得以获得长存依据。这就显示出大同的永恒价值。


  就后者来了解，大同之作为社会行动方案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尽管是具体的，应当在实际情形的制约下运思和行动。但是，假如社会政治生活中完全缺乏理想，也就缺乏使得政治生活更加健康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本身的不完满，需要以完满的构想或设计，来作为人们对于政治不完满的一种怨恨消解方式、以及达到完满的祈望却又总是处于失望之中的一种心理补充。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行动方案，大同始终具有它影响社会实际运作的能量。


  自由的特性与大同刚好相反。它强调贴地运行。这是指，自由主义之自由理念作为一种思想运思，它强调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考察与解决现实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省思。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行动方案，它强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在不完满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的运思趋向，而反对取消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性之后从绝对理想的视角来审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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