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得更为可靠。因为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集体概念，是不可能作为维系人心的出发点的。同时，以宪政民主制度安排为基础的社会公共生活方式，乃是一种最易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安排。因此，在现代自由理念引导的社会，既可能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可能同时是一个丰裕社会。


  最后，从二者在“现代”情形下相遇后的处境上来看，大同理想的感染力与号召力，均成疲软之态。如果把感染力视为思想层面上的认同力度，把号召力看成制度推行的动力问题，则大同理念在现代情景下均弱于自由理念。在现代背景条件下，大同对于社会的作用，是从乌托邦人手，从诗性幻想的满足收效的。以空对实是它的特质。而现代自由理念则从健全政治人手，从社会公平的差异性成就收效的。以实对实是它的特质。假如我们承认生活的实在性与政治的实际性从来就是胶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以实对实的自由之对以空对空的大同取现代的作用，就在情理之中。确实，在满足人们对于诗性生活的幻想需要方面，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民主社会是比不上大同思想所高扬的理想社会境界的。前者只是从底线上考虑人心——社会秩序的维持问题。后者则居高临下地考虑一个大众普遍认识了纯粹德性生活重要性的社会状态。由于资源短缺的必然性、也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更由于权力本身的自我膨胀性，从下限考虑社会政治问题比之于从上限考虑同样问题，就来得信实得多。


  大同幻想。


  大同之作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主流观念，对于古典中国社会的实际运行而言，是基本处于挂空状态的。这种挂空，可以从三个方面证明：一是从政治认知的状态上看，它从不就是用来表达思想家、政治家的理想政治信念的。二是从思想的内在结构上讲，它从来就没有接通自身理论逻辑所要求的从价值申诉到制度保障的管道，要么在理论家那里被虚幻化为“井田制”，要么在政治家那里被改造成约束臣民的统治工具。三是从政治运行的结果上分析，它从来就未曾系统地在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实行过，朱烹悲叹的“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而得行天下”反映了这一窘境。也从来就不具备实现的现实性品格。因为没有制度化可能的政治设计，就是没有兑现可能的空想。大同等于幻想，是一个自然的事实结论，而不是一个反传统或重价值的意欲判断。


  这从大同的思想特质上可以得到清晰的认识。大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典政治运思的诗性特质，由于这种诗性幽思与中国古典政治实际运作的诗性修饰相结合，因此，中国古典政治就其想象。预期或打算的角度讲，总是美仑美奂的；而就其过程、结局或举措来看，则实际上大多是处于动机与效果脱节状态的。诗性政治格局总是一种分裂的格局：理想与现实裂变为互不联系的两块。


  在古代中国，思想家的诗性想象与政治家的诗性冲动是有一种交互作用的。假如分两个方面先看看这一问题，就可以在此后作合一观的时候，更为清楚地看到这种交互作用结果上的相互虚化性质。这就是中国古典政治运思必然表现出一种乌托邦性质的原因。先作分别观。思想家的诗性想象，一直是中国古典政治致思的主调。这种想象，一方面，是以思想家的政治致思理想性引导的。这是指思想家总是在想象遥远未来的理想社会状态，而不是设计或归纳处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则是由恩想家的思想主题决定着的。这是指思想家将自己的思想关注放在诸社会要素的伦理化或非伦理化、反伦理化的焦点问题上，而不关注或处理可以与伦理问题划界而思的政治经济实际举措。再一方面，就是由思想家们的思想表达方式所注定的。这是指思想家的思想陈述是不以理论逻辑来连接各思想要素，而是以情景性对话（如孔子）或哲理诗写作（如道家）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念。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政治恩想家以不谈实际政治来构设乌托邦的虚化政治的思维特质。至于政治家对于政治实际活动的诗性修饰，也可以说是古典中国政治的基本特色。这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在角色定位上，政治家不是一种占据权力的主体，而是造福大众的天子。其次，在其功能发挥上，政治家不是依据权力规章来治理国家，而是依循伦理修养方式统治国家。再次，在其活动绩效的衡量上，政治家不是以其实际政绩得到评价的，而是以其治国的良好动机、慈善或严苛的对待大众来获得赞誉或受到抨击的。这就从全局上决定了政治活动家以政治期待代替政治运作、以伦理感化代替政治治理甚至政治统治的行动定势。大同的政治致思，确实是一种与社会政治现实脱节、虚化了的政治幻想产物。


  从理论上归结起来，我们之答大同为何是一种幻想的问题。可以简单明了地讲，乃是由于它的悬浮性。这种悬浮性体现于，其一，它总是悬浮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上的。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权力与利益交易的活动。在古代，这交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它被蒙在实际政治上面的道德之幕遮蔽着。但是，古今政治具有同一的品格。这一品格就是权力中心和利益驱动。本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表明的古代的权力占有者对于资源垄断的要求，与现代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以权谋私”现象，就恰成绝妙印证。然而，对于古典政治的自找理论确证来讲，这种事实层面的政治是可以忽略的。它可以让一种处于起点上建构的理想政治，与同样处在形成起点上的古典政治运作方式脱钩，而使得政治思绪与政治行动互不关联。因为，与现代充分发展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运作二分的状况不同，后者必须将思想的运思与行为的发生联系起来，才能求解政治之谜。在一种起点上的政治运思，完全是一种“应当”意义上的运思，它可以忽视“事实”是如何的问题来虚想政治状况。大同政治之诞生于中国传说时代，可以证明。同时，大同政治思想之延续，也依靠的是远离实际政治、而又想将实际政治改变而为完美政治的强烈冲动。这是它思想的原始性所注定的。


  其二，这总是悬浮在实际的人心动静之上。现代人论告诉我们，人性的构成，并不是完满自足的。境遇伦理学为此强调，人的道德依赖于人的具体处境。存在主义哲学则提醒我们，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前者启发我们，人心为实际处境而动。后者让我们醒悟，人是可以为卑劣而活着的。但是，大同政治理想所依据的“天下为公”，则必须忽略这种人心依实际变化而动的变异可能性。否则，大同的底蕴就显得单薄了。因为，建立于一个变化多端的人心基础上的政治构想，必须与同样变化多端的政治操作方式一致才行。而建立于公天下的高尚道德心基础上的大同，与人性的卑劣一面是不具有兼容可能性的。因此，大同政治设想必定要强调“主静”、“主敬”、“诚”，并以此来保障人心之依于“公”而不是“私”。


  其三，它总是悬浮在实际的利益取舍之上。生活本身是具体的。具体的生活要求人们对于那些对于自己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的诸要素，加以切合自身状态的关注与取舍。诸如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关注，当然就要超过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望。这时，单纯从道德要求上表达的大同政治愿望，就要么流于他们的精神鸦片，要么流于他们的精神荒漠，而难以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紧密地扣合起来。而对于生活在物质条件丰足、精神生活贫困状态中的人们来讲，他们对于远离实际生活的大同幻想，要么会基于得到物质享受的实在性而加以拒斥，要么会基于失去个性化的精神生活空间而予以回绝。大同的魅力，只能由那些完全不考虑世俗生活条件（如孔颜乐处那样）的人们，才可能表现。而这样的人士，在实际的大众生活中，是寥寥无几的。这也就铸定了大同的反现实化、反普遍化特性。


  其四，它总是悬浮在实际的制度抉择之上。大同的政治构想，似乎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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