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政治问题的悬虚性，并且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问题的解决，采取务实的态度，追求一种在实际因素制约下有限度的解决，而不沉溺于将社会政治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幻想之中。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自由之作为哲学运思冲动与大同的模糊化的边际界限问题。与自由之作为政治学致思、尤其是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运思的状况与自由之作为哲学运思的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就前者言，它与大同的差异性并不是绝对的。就后者言，则这种差异就是根本性的。因为这种差异表现为自由与大同完全是两种思想与行动类型。


  自由之促使人类在面对社会政治生活时贴地运行，是由于人类贴地运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种必要性，是指人类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只有以务实的贴地运行作为他们的行动取向。因为除开这种取向以外，人类就无法处理他们必须实际地面对的权力与利益这类关节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人类必须直面的，它不能以回避或幻想来汰除掉。你想以回避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政治就愈是以横暴的方式作用与你。你想以幻想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政治就愈是呈现一种虚骄的态势，与你的理想期望背道而驰。这种重要性则是因为权力本身的自大性与暴力性，使得反抗暴政和捍卫权利的永久行动过程，成为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由之不朽的价值和现实支持。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得以划分的前提条件下，自由在公共理论与公共生活中的长存，是一种必须体认的现代政治常识。这也是由于，自由主义之自由理念，乃是一种着意于公共生活的正义性问题的理念。无视或回避这种理念，则对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问题的处理就缺乏理论向导。人类在古典时期的乌托邦实践与二十世纪“现代”社会中的理想主义运动，带给人类以巨大的伤害，促使人类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 但是，就大同与自由的历史处境来讲，问题仍然要分两个方面来看。就思想层面讲，讨论到大同与自由的前景问题，我们只能讲两个“万岁”：“大同万岁”，“自由万岁”。就现实层面讲，我们则必须限制大同的思想与实践冲动，而提倡并实践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理念与制度安排。


  双重转变


  作为两种思想——行动类型，大同与自由处于中国社会历时的运动过程之中，则显现出时间上的继起性，空间上的替代性。这使得大同与自由不可能成为完全兼容的社会政治致思与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相反，二者的相斥关系倒是容易为人所认知。


  虽然说这种关系结构是既定的，但是，对于大同在历史运行中的合理性还需要强调。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来审视大同之作为悠久的社会政治运思与行动方案，所具有的弱势之处，以及它之被自由理念取代的必然性。大同是一种幻想。幻想贯“现代”情景中的功用，我们则可以通过“古典式”的大同幻想与“现代式”的共产主义幻想的契合，来加以了解。这种契合对于时间维度上讲的现代中国（1901年一1999年），所发生的思想影响与政治影响，都是巨大的。于是，对于百年中国政治思想之从大同到自由转换的主题学考察，便自然引申到历史学领域的分析。


  首先，大同之作为政治致思方式的历史延续性，为共产主义最后在中国取得思想乃至文化上的霸权地位，具有密切关系。这是一个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上着眼，进行的历史叙述。无疑，大同之作为中国“历史”的积淀，它从精神观念、制度安排以及日常生活三个层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政治致思，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后来源自西方“历史”的共产主义，进人中国政治——文化语境，在文化必然的“格义”阶段，共产主义自然被解读为儒家的大同理念。于是，大同便在现代的背景下，获得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历史形态。


  其次，大同之作为政治行动方案，为中国癫狂的伪共产主义实验运动，提供了原型。大同式的社会政治行动方式，就是一种追求“均平”的政治行动方式。这与西方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诉求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以至于可以按需分配，而且人的个性可以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主张，没有任何在一个谱系内的证据。但是，大同取共产主义的实验形式，则为大同获得一种现代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提供了支持。均平的社会运动方式，就此获得了它现实地作用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理由。而且，它以自己既满足了中国人政治运作的历史感，又满足了中国人“现化’欲求感，而获得了充分的社会心理的支撑。


  而这两个层面的和合作用，带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则大致说是一种社会悲剧，是不为过的。这勿需细致的描述，已经可以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历史运动中轻而易举地看到。


  但是，大同的幻想性质，是无法保证它长久地左右现代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的。倒是自由与大同的相斥关系，更能体现出中国百年来的政治致思与政治运行方式的选择取向。简而言之，这种关系就是百年来中国努力走出传统伦理政治的大同旧局，而艰难地迈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新局的历史运动过程。


  同样可以将之切换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来分析，一是理论层面。二是与理论互动的社会政治实际情形。先讨论前者。百年中国政治致思的轴心问题发生了从大同到自由的位移。这种转变，体现为一种理论状态，就是中国政治致思的主题有了历史性的彻底改变：


  其一，告别传统。这就是林毓生所讲的“全盘反传统主义”问题。其二，西学中心。此即梁启超的“当以译西书为第一要务”所意指的。①其三，自由致思对于大同幻想的绝对主导。“告别乌托邦”的吁求，反映了这种思想格局。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官方愿望和民间努力，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期待，则是中国人现代政治心理之倾向于自由的典型象征。


  再从与现代政治理论互动的社会政治情形来看，百年中国政治致思演变的实际历史线索，体现着两种社会政治运思与运作模式的替代过程：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改革运动，正是自由取代大同的社会运动。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改革走向，也是在祈求自由的基础展开的。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问题争论，则同样是在自由民主吁求的基点上进行的。而以建构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曲折表达与社会改革尝试，则反映了这种变迁的历史化性质。这种取向，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畸变，但是它之走向自由民主的宪政社会的历史走向，应当不会有一种历史性的倒置。否则，百年中国的政治致思所获，便顷刻失去。


  这种转变，就前者而言，可以说是在价值层面上展开。就后者而言，则可以说是在事实层面上表现。而现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则正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对于政治活动基本方式的自觉选择。因此，百年中国政治致思主题的转变，体现的其实不单纯是一种思想的运动，而更为主要的体现的是一种全社会的转型运动。政治思想的转变与政治运动的转变，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现象上讲，它们是两种各有其源流的变迁过程。从实质上讲，则二者内在地统合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换言之，政治思想之从大同到自由的变迁，必然在政治社会从大同到自由的变迁中，获得它的致思动力与现实效用证明机会。


  注释：


  ①参见陈正炎等：《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参见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导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参见邹铁罕主编：《自由酌历吏建构》，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载《公共论丛》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参见朱谦之：《申日哲学时欧洲启蒙哲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狄百瑞认为申国是有自由传统的。他撰有《中日的自由传统》一书，申述这一观点。但是以他强调儒家的自得、相互激励以天下为己任这类“自白主义”观点而言，他所谓的中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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