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人的行为所获得的巨大的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犯规”常常会带来超额利润），很可能会让那些道德人陷于十分窘迫的境地。这造成了维持部分人的道德与另部分人的不道德之间的平衡的脆弱性。实际上这正是当个别权力主体以权谋私得不到相应惩罚时，会助长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所在。另外，从道德的功能角度说，道德作为行为规范是高度原则化的，缺少明确、具体、专门化的行为标准，所以，它无法对人们日益复杂化的行为进行分门别类的调整。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就开始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十分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3〕虽然， 在当时人们对领袖的看法已经实现了由神向人的转变，但视权力主体为道德人的认识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制度建设的重心主要在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说了算等方面。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在社会的一些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了高发性和多变性的特征。无论腐败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质都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它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论断具有普适性。同时也印证了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假定，即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任何个人都会自觉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一假定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领域，包括政治领域。这意味着权力主体不会因为握有权力就会改变其经济人的性质。承认权力主体的多元性质不但不会损害权力主体的形象，反而有助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调动权力主体的积极性。因为道德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包容的一面。而且，道德如同其它任何制度一样，只有当它具有某种经济功效时，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权力主体是否存在个人利益，而在于权力主体是通过认真履行职责、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其中包含的个人利益，还是通过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其次，腐败的蔓延也说明我国在制度建设上缺乏有效的对权力主体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失去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将产生腐败，这是由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决定的。所谓扩张性，是指公共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强加，特别是由于对强制力的垄断，使它具有了强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它总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和滥用权力的危险。所谓腐蚀性，是指公共权力对权力主体具有腐蚀作用。这是因为公共权力在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角色使它具有了某种交换价值，而且，公共权力的握有者又有着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一个被授权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步伐的加快，特别是随着人们对权力主体的认识由道德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化和对权力本质的理解的深化，我国关于廉政方面的改革也从单纯的政策性调整转向制度创新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过制度化措施加大了对权力主体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对权力主体的监督和制约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首先，建立和健全了从干部的录用到离任的几个重要环节的监督制度。如公开推荐与公开考试考核相结合的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建立干部届中考察制度；实行干部交流制度及离任审计制度等。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各级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如建立领导干部的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廉政鉴定制度、对公民反映公职人员有关问题的回复制度以及对一些重要机关还采取聘请廉政监督员、执法监督员等形式建立经常化外部监督机制。1993年8月，我国在行政机关开始推行公务员制度， 之后，党的机关、人大、政协及社会团体机关也相继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行。国家公职人员在考试录用、考核、轮岗、辞职辞退以及奖惩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对于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通过法制形式严密规范、监督权力主体，特别是行政权力主体的行为。从1989年以来，针对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如《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违反廉洁自律“五条规定”行为的党纪处理办法》、《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四条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以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等。在实施上述规定的同时，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法制化，使监督、制约权力主体的行为法制化，我国围绕法律制度建设重点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相继颁布实施了《行政复议条例》、《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正朝着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建立完备的对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和救济制度迈进；第二，在司法监督方面，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的诉讼体制；第三，为使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因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而受到损失的，有权依法取得赔偿，制定了《国家赔偿法》。这些法律，不仅对于有效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


  　　　　　　七、政治文化从群众文化开始转向公民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的感受、理解和认识的综合。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仅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而且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需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持，即来自于社会成员足够的政治认同意识的支持，否则，制度安排就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政治的自觉程度，以及以什么样的心理、观念和态度参与政治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发展不仅要有政治制度的创新，还要有主体精神的进步，即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后者才是推进政治发展进程的精神资源和动力。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说，政治文化所反映的基本政治关系，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社会成员如何看待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了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但是由于长期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与高度集权的按照行政等级建构的政治体制和实行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再加上受“群体本位”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力图引进公民观念的同时，这样一种外来的符号的本来涵意，已经被我们同化和改造了。这种同化和改造就是用“群众”来理解“公民”，用“公民”去比附于“群众”，导致以群众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代替了以公民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尽管，有时我们也使用“公民”一词，但并不是在其本来的意义上使用的，实际上已被赋予了“群众”的涵义。在我国，“群众”这一概念被人们广泛使用，有时被用来表示“人民”，指“人民大众”；有时被用来表示一个“社会团体”指“群众团体”；有时被用来表示某个“个人”，指不具有行政职务、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的无党派人士。无论在何种上述意义上使用，“群众”与“公民”的涵义都大相径庭。当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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