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性和全局性问题开展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分析的政策咨询、评价系统。作为领导的智囊，这些专家、学者不仅实际上起着扩大领导者的头脑、延长领导者神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研究手段，发挥群体智能的优势，对于完成各种复杂的决策，保证决策的系统化、定量化和科学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决策过程初步实现了程序化、制度化。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科学决策与经验决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决策的过程是分步骤、由多个环节构成的，而且，这一过程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运作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变过去决策过程的简单化现象，防止决策方式的主观随意性和独断性，我国十分重视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建设，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确立了决策的基本程序，即确立目标、搜集信息、设计备选方案、政策分析、方案选优、实施方案、反馈政策效果、进行政策评估等。这些决策程序的确立，并在决策过程中的实施，对于防止一些复杂的、重大的决策的失误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决策手段逐渐实现科学化。决策手段指的是辅助决策的技术和方法。当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软科学研究的飞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决策方式和方法。我国由于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的出现，使得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系统科学被应用于决策领域，从客观上促成了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


  　　现在，我国对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已经开始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方法；对重大的经济社会决策，开始实行定量分析和测算，选择优化方案；对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政策的制订，也经过周密的、系统分析的研究论证。如“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制订，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三峡工程的综合评价与研究等。


  　　　　　　五、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以法律控制为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的是行政权力（党政合一）高度发达的体制。说其发达，不仅在于行政机构的规模庞大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表现为支配一切、控制一切。其具体特征是：第一，从社会结构看，整个社会是按照国家行政层次、行政区划建立的具有等级关系的结构。各种社会组织，无论其社会分工性质和专业功能是什么，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等级和行政隶属关系，并按这种关系从属于国家行政机构。国家权力依靠这种结构一直延伸到所有社会基层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成员，最终形成实际上的权力关系系统。第二，从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的关系看，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发育不健全，不能独立地履行各自的权力。第三，从行政权力的适用范围看，行政权力的行使没有明确的边界范围，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第四，从行政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看，多变的特殊的方针、政策、指示代替了稳定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的虚无主义态度。建国几十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单一的、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和方法，已经不适应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我国正在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的转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历史趋向是从行政控制走向法律的社会控制，即实现法治。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


  　　为了实现法治这一目标，改革开放十几年间，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做了大量艰苦的建设性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在法律制度的完备化方面，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10多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50多件，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5300多件。可以说，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制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在执法和司法方面，建立健全了各类各级执法和司法机构，执法和司法程序也基本上达到了规范化、制度化；“徒法不足以自行”，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更是一项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浩大工程，通过正在进入“三五普法”阶段的全民普法活动， 公民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有了明显增强。 特别是在自1996年以来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国家领导人6次听取法制讲座， 这对于动员各级领导和广大公民以各种形式学习法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晚、起点低，所以，法制建设已取得的成就与实现法治的伟大目标相比还有相当距离。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已成为当前法治建设中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健全保障法律实施的监督系统，完善执法违法和错案追究制度，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当前法制建设的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任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治国的基本方略，已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党的“十五大”报告，这预示着我国的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六、对权力主体从强调道德自律转向注重制度约束


  　　如何解决权力主体（泛指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政风不廉的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这首先是一个如何认识权力主体的性质以及如何调节他们的行为的问题。长期以来，按照社会上流行的观念，我国各级公职人员（国家干部）一直被看成是有着崇高的理想目标、高尚的道德信念、没有独立的个人利益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道德主体。这种观念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具有鲜明的道德善恶区分的阶级论。同时也得到了来自于以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滋养。〔2 〕而这种观念形成的直接的历史原因则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弘扬和倡导一种严格的道德信念：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并以这种道德自觉作为政治立场和革命干劲的源泉和保障。尽管这种对人性、权力本性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全面的，但是同战争年代人们的文化水平、阶级斗争的需要却是适应的。然而，当时过境迁，人们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生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世俗功利以及利害计较和冲突，特别是由原来的被压迫地位上升为权力主体，成为社会价值分配的支配者时，人们的观念和认识并没有随着这种变化而改变，仍然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正是在这种对权力主体性质的认定，导致了在对权力主体的行为调节方面一直强调道德自律和“思想教育”，忽视了外在制约机制的建设。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当政治生活的现实暴露出一些滥用权力、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等丑恶现象时，人们自然是简单地把其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封建残余的影响”和“革命意志薄弱”等思想上的原因。既然问题源于思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是纠正错误的思想。这样，经常不断地开展“思想教育”，通过“思想改造”来坚定某种道德信念，提高政治觉悟，就成为调节权力主体行为的一种必然选择。


  　　事实上，单纯地依靠道德自律是不能普遍有效地约束权力主体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行为的。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不具有约束人的力量和功效，而是说，依赖产生于权力主体内心的荣辱感来达到普遍的、长期的自我约束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首先，要使所有的权力主体均成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是一件成本无穷大的事。其次，使人道德化，不仅是个教育培养的问题，而且还是个具有“整体性”的问题，因为一旦有人不遵守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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