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监督和披露系统——社会约束。包括各个信用主体之间的互相监督，特别是包括整个社会对政府信用的监督和制约。
在六大信用约束中，中国目前只有金融和政府两个约束，中国最缺乏的是最基础的第一和第二、第三层次的信用约束，还缺乏最高层次的社会约束。这好象盖楼，我们用泥土和稻草盖了一、二、三层，用钢筋水泥盖了四和五层，而六层的建筑材料是树枝和塑料薄膜一样，这种严重缺乏基础又没有覆盖的信用约束是不能称之为体系的。其中，第一层次的自我约束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其前提条件是大多数企业和个人讲信用，或者愿意讲信用。第二层次的互相约束，在国外是在讲信用者和不讲信用者的长期博弈中逐步建立的。在经济转轨国家，包括中国，建立民间信用体系的主要条件是产品和服务长期供大于求，赊帐成为扩大市场的必要手段。当然，政府和舆论的导向也必不可少。
三是我国正在建立商业信用体系“先天残疾”。1980年代以来，我国模仿国外的信用建设方式，主要是发展两大类信用服务机构，一是建立企业自律自治信用机制，二是提供第三方信用服务（担保、保理、资信、评估、评级等）。这相当于信用约束体系的第二和第三层次。但是，由于缺少第一层约束，企业之间不讲信用，建立商业信用体系工作遇到了难于克服的困难。对于自律自治组织而言，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和制裁手段，只是公布讲信用企业的红名单和不讲信用企业的黑名单，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民间对不讲信用的行为恨不起来，原因是不讲信用的风险被国家垄断了，根本不伤及民间的利益。对于担保、保理、资信、评估、评级机构而言，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都遇到了公信力不足和风险承受能力不足问题。目前的各种各类信用服务机构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信息披露，由于信用信息没有整合为全社会统一完整的资料，既不能有效制裁企业违信，更没有手段回报诚信。了解国外企业信用，只要问一下它的邓氏编码，然后到邓白氏公司咨询一下。而在中国你跑10个部门，也了解不全企业的信用信息，而且，你得到的信息可能还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纳税大户，有的可能同时是欠债大户。
另外，中国的信用服务机构功能都是单一的，各机构之间无法统一协调，由此，三大功能不能统一发挥信用制约作用，由此，也就无法形成信用体系。例如，原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投资在各地组建了一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社会力量和外资也建立了一批担保公司。目前，全国大部分担保公司经营非常艰难。据调查，大部分公司的大部分资金已经被压死。个别还在运行的非国有的担保公司，其担保倍率也不超过3。按照朱善利给会议提交的论文，国外担保倍率都在20倍以上，甚至60倍。客观上讲，中国以这样低的担保倍率经营担保产业，是非常不经济的，也失去了担保的经济意义。
事实上，在企业和个人没有信用，资产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担保公司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问题之一是许多企业和个人不讲信用，企业交纳的担保金（国家规定为贷款利率的一半）不足以弥补风险；问题之二是一旦有人违约，企业和个人提供的反担保资产处理和变现非常困难，而个人信用担保违约就更难有效地进行制裁。 六、中国还在忽视、歧视以至压制民间的各种信用行为。民间对金融信用体系的态度是：“离不开，惹不起，又讲不通。”实践证明，非金融单位完成有能力处理和经营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国际经验也表明，非金融单位结合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开展金融信用业务是社会金融业务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居民财富已经达到38万亿元，占全社会财富的58%，存款已经超过10万亿元，占全部存款的近一半，中国非国有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已经超过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二。中国的民间信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和需求。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小企业的资金80 %以上还是通过自己积累和民间渠道解决的，而且这些民间信用渠道绝大多数还是非法的。孙大午民间借贷发展生产非常合理却不合法的事件，就暴露了我国有关金融法律的过时和僵化。如何承认（？）、引导、规范、支持和帮助民间信用的发展是中国金融改革必须正视的问题。
目前，中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乡镇企业。广大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农村的民间金融，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有相当大比重的投资由借贷资金承担，大多数农户遇到如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建房治病等大的生活支出时，也需要举债。无论像“合会”这样有组织的活动，还是互助性质的自由借贷，农村都非常活跃。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调查，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 7 ％ ，私人借款占66. 0 ％ ，其他占1. 2 ％ ；而1995年的数据是29. 6 ％， 67. 9 ％ 和2. 5 ％ 。中国农村“高利贷”规模估计高达8000亿到1. 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
国家机关特别是人民银行应该认真对待，进而热情帮助非金融机构的非金融信用的创新活动。比如，民间企业之间的债务问题，俗称“三角债”问题。实践证明，政府注入资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角债”问题。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民间创造了许多更有效的方法，有的地方政府也在支持民间的解债试点。部分做法受到了企业和地方经济主管部门的欢迎。但是，中央政府对金融信用领域的绝对垄断，使许多地方政府对非常有意义的信用项目，望而生畏；而我们的银行对这些非金融的信用项目又不削一顾。这可能是我国非金融信用长期得不的发展的重要体制原因。中小企业对金融信用体系的态度可以用九个字概括：“离不开，惹不起，又讲不通。”
比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也就是企业之间的赊购赊销，对于企业既经济实惠又方便简捷，但是对操作者它既麻烦又多风险，而人民银行目前又不管这一段。银行认为这是“鸡肋”，既不愿干也不想干。可是，人民银行还不让非金融单位干，理由是这事关金融信用又多风险，不是金融单位不能干，金融单位不干，别人也不能干。实质上根子在于别人干就冲击了银行的中间业务，金融垄断的利益是不能侵犯和不可侵犯的。
实践证明，非金融单位完成有能力处理和经营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1990年代，东北的许多钢铁、煤炭、机械和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抚顺特钢公司、鹤岗矿务局、阜新矿务局、第一汽车厂、瓦房店轴承厂、抚顺铝厂等）从解决“三角债”入手，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商业信用模式，有抹帐清欠，造链易货，债权采购，债权还债，提单交易等。有力缓解了企业资金不足的矛盾。东北地区企业销售收入30 % 通过商业信用结算实现的。沈阳市政府成立的沈阳信用中心则为19户国有企业发行了以提货单为抵押的实物信用证4000万元，在东北地区周转支付6820万元。目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依然具备设计和指导商业信用项目的能力。
国际经验也表明，非金融单位结合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开展金融信用业务是社会金融业务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保理公司都有金融职能（中国的保理公司还没有），日本的综合商社就有融资功能，美国的安然公司倒闭前就有企业信用中介的业务，而会员制的易货公司在国外已经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内部货币，有易货元、易货额度等。设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易货组织甚至还发行了在易货公司之间流通的内部货币，国际元。

七、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也存在严重误区。企业的信用包括自律、自卫、自为等多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从外部为企业融资。有远见的中小企业已经开始了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
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好象是一个被社会遗忘，也被银行和企业自己遗忘的领域。其实，企业的信用问题不仅仅是从外部为企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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