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其转贷社员的利率要高于银行放款利率。在1930年代，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规定，合作社转贷社员月利1.1分，转贷非社员月利1.2分（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32页。）。上海商业银行规定，合作社转放社员利率最高可至1.5分（注：昂觉民：《我国农村放款制度鸟瞰》（续），《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7期，1934年。）。上述规定显然低于高利贷利率。
　　现代农贷的实际借贷利率如何呢？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比上述条例规定的往往要高。如浙江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据1929年9月～1931年12月共28个月各类放款的记录，最高月利率以1.4分最多，最低利率以1.2分最多（注：祖路焘：《三年来之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64个合作社放款的统计显示，月利都在1～1.2分之间（注：《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55页。）。上海商业银行农业部1934年上期合作放款，平均月利1.23分（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30页。）。尽管如此，它比高利贷利率仍然低得多。至于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实际利率，基本上与上述规定吻合。据1935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合作社转贷利率的调查次数统计，月利1～1.2分者最多，占总次数的47.3%，1分以下者占总次数的17.8%（注：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版，页(R)11～12。）。抗战后期，合作社利率明显上升。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为1.7%、1.5%、3.0%、2.4%（注：《中农月刊》第6卷第7期，表二，1945年7月。），到1947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上升至5.2%、5.2%、7.8%、4.6%、5.1%、5.1%（注：《中华年鉴》1948年，第1259页。）。尽管如此，它明显低于同期高利贷利率。
　　正因为现代农贷的利率较低，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高利贷剥削。如20世纪30年代，安徽和县乌江镇，自30年代初上海商业银行在此进行合作贷款后，私人贷款利率已由原来的月利三分甚至四五分降至月利二分（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9页。）。江苏东台县也有类似情况，“大赉北乡境内，因金融周转不灵，故有‘期盘’、‘棉花盘’等重利放款。现因合作社可流通金融，区内放款之利率，已于无形中减低”（注：骆耕漠：《农民借贷所与银行业的典当化》，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68页。）。40年代也是如此，如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1944年在安徽皖南地区发放农贷后，月利二、三角的“高利贷之风，得以稍杀”（注：《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三十三年度安徽省皖南农贷报告》1945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5393。）。
　　综上所述，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高利贷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在借贷对象上，高利贷者的贷款一般为直接贷款，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的借贷则大多为间接转贷；高利贷的贷款对象，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而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借贷手续上，现代农村金融组织由于比较正规，借贷手续远比民间借贷正规和复杂。在信用方式上，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而现代农贷则以抵押借贷居多。在借贷用途上，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而现代农贷则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在借贷期限和偿还上，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比较类似，借贷期限都比较短，绝大多数农民偿还贷款不遗余力，但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借贷利率上，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明显低于高利贷。总之，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机制尽管仍有落后的一面，但比高利贷有了显著进步，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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