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等机构向合作社的贷款手续，反过来说，也就是合作社向银行等机构的借款手续。那么，社员向合作社申请借款的手续是如何办理的呢？以江苏无锡县信用合作社为例，据1936年调查，先由各社员依照需要数目，拟定借额，说明用途，向合作社提出申请，合作社接到社员申请书后，即召开理事会，审查借款用途与数目是否符合，决定准驳，然后汇合总数，向江苏省农民银行申借。借入后，由各社员邀同其他二人，作为保证，订立借约，领取款项（注：王亮丰等：《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农行月刊》第3卷第8期，1936年8月。）。如果属于抵押借贷，还需要社员连同抵押品一并送交理事会审查。合作社理事会在审核社员借款时，特别注意社员的信用度，有的还专门成立了信用评定委员会，对社员信用度评出等级，理事会据此决定社员借款的信用方式，信用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个人信用贷款，反之就需要担保人或抵押品。
　　 信用方式
　　传统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1934年长江中下游六省农民借贷的统计表明，前者占信用方式的53.7%。（注：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年第11期计算。）
　　现代农村金融的信用方式，则明显以抵押借贷居多。据1934年江苏合作社社员借款的统计，信用借款仅占10%，动产、不动产、农产抵押借款分别占10%、55%、20%（注：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研究》，农村经济月刊社1936年版，第228页。）。1929～1933年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的合作社放款也表明，信用放款占19.2%，抵押放款占80.8%（注：据《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24～525页计算。）。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放款，也是抵押放款较多，占65.7%（注：楼荃：《海宁县农民银行设施之概要》，《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可见，现代农贷更注重避免贷款的风险性，这也是现代金融的共同特征。
　　信用放款是凭借信用或另觅妥保的贷款，毋庸细述，兹重点介绍抵押借贷方式。
　　在传统高利贷的抵押借贷中，以土地抵押最为盛行。在这一点上，现代农贷与高利贷没有什么区别。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江苏吴江县震泽镇江丰农工银行的抵押贷款，以地契抵押最多，占放款总额的70～80%（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272～46273页。）。江苏省农民银行向合作社发放青苗贷款，也大都以地契为抵押（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604页；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195页。）。
　　至于现代农贷的动产押款，种类甚广，与高利贷也无多大差别。据1934年6月的统计，合作社向江苏省农民银行可以农产、丝绸、农具、衣饰等抵押借款，其中农产品以米、谷最多，其他为豆、麦、豆饼、棉花等（注：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办理农业仓库及合作事业概况》，1933年版，第44～45页。）。中国农民银行南昌农民抵押贷款所，牲畜、农具、家具、农作物、铜锡器皿等均可质押贷款（注：张启元等：《旧南昌市的金融业》，《南昌文史资料》第6辑，1989年，第54页。）。南昌县合作社的动产抵押放款，主要为布质衣服、金属饰物、农产品和农具耕牛（注：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301页。）。上海商业银行江宁县湖熟镇农民抵押贷款所，曾办理衣类、金银、铜锡器皿、耕牛、农产品等抵押业务（注：许治华：《民国时期的江宁金融业》，《江宁春秋》第6辑，1987年，第55页。）。综合以上动产抵押资料，农产品抵押贷款多为原价的60～70%之间，其他抵押品多在40%～50%左右。
　　 借贷用途
　　传统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据1929～1933年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农民借贷用于非生产者占负债户的81.1%，占负债额的77%（注：据［日本］天野元之助《支那农业经济论》第222～223页计算，日本东京改造社昭和17年(1942)版。）。现代农贷与传统借贷迥然不同，它特别强调借贷用于生产经营。
　　以银行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如浙江余姚县农民银行、海宁县农民银行和诸暨县农民借贷所，都规定以生产经营作为农贷用途（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26页。）。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农村合作社放款章程也规定，借贷必须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农业原料、畜种、饲料，购置或修理农具，修造农贷应用于房屋修建，制造、运销和囤积农产品，偿还因从事生产所欠之旧债（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31页。）。在20世纪40年代，四联总处1940～1942年关于四行局的农贷方针，也始终以增加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农产运销等为农贷主要用途（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第47页。）。中国农民银行与浙江省合作事业管理处订立的1947年度农贷计划，包括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土地金融贷款等，具体类别达35种（注：《浙江省三十六年度农贷计划要点》，《浙江经济》第2卷第2期，1947年2月。）。
　　与上述银行对合作社的放款规定一致，合作社对于社员的贷款也强调必须用于生产及其他正当用途。在20世纪30年代，如江苏省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放款以贷于社员正当用途为限”（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12页。）。吴县府巷信用合作社的规定更为具体，社员请求本社放款，必须符合以下用途：“1.购置种子、肥料。2.购买农具、车辆、船只。3.修盖房屋，掘河筑堤，灌溉排水。4.经营副业及赎置田地。5.其他生产上必须之用途”（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六辑，第141页。）。
　　农贷是否真正用于生产用途了呢？
　　贷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的情况较为少见，而且此类状况多发生在一地刚开始进行新式农贷之时，农民多利用低利借贷偿还旧的高利贷，与借高利贷还高利贷有质的差别，借高利贷还高利贷的结果仍旧是陷于高利贷剥削，以低利借款偿还旧债则对摆脱高利贷剥削，解燃眉之急能起到一定作用。
　　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最为普遍。如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1931～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90%（注：据《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59页计算。）。中国农民银行1935～1936年的合作社贷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92.8%（注：据萧觉非《一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合作事业》计算，《农友》第5卷第1卷，1937年1月。）。1933年10月安徽省合作贷款的统计表明，用于购置牲畜、农具、种子、肥料、开垦土地、赎地、修圩等生产用途者占86.6%（注：《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141页。）。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业务报告也显示，丹阳、溧水、阜宁三县合作社的放款，用于购置肥料、种子、牲畜、农具、饲料、垦殖等生产用途者达96.6%（注：据［日本］天野元之助《支那农业经济论》第342～343页计算。）。又据四联总处1946年9月对各类农贷及投资结余的统计，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农贷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产运销和农村副业等（注：寿进文：《论当前的农贷》，《新中华》第5卷第6期，1947年3月。）。中国农民银行1947年办理安徽淮汛重灾区的贷款，用于种子、农具、肥料、牲畜者占贷放总额的99.9%（注：戴维德：《皖省淮汛重灾区贷款的效果》，《中农月刊》第8卷第8期，1947年8月。）。台湾学者赖建成认为，合作社社员的贷款91%以上用于非生产用途（注：赖建成：《近代中国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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