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在实践中却“变形走样”、严重“出偏”，与改革的初衷大相径庭。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的“救命稻草”、股市圈钱成为“最后的免费午餐”就是最好的明证。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各行业部门、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争夺股票上市的积极性异乎寻常的高，这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选择发行上市的慎重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固然与政府承担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任务和股票发行的行政性审批有关，但能够藉此筹集到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和风险的大笔资金显然是首要因素。问题是这些经过“包装”上市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并没有彻底转变（有些上市公司“主管部门”甚至利用控股地位直接抽走所筹资金），如果像过去“吃垮”财政、“吃遍”银行那样肆意“圈钱”，无疑等于给中国股市埋下了若干重磅炸弹。

　　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又是利益格局的大调整与再分配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要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引起社会的波动与震荡，这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与此不对称的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使得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及其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无法通过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来得到消除。

　　事实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是：

　　1.社会保障覆盖面太低

　　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仅为30％，与国际相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7％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75％的水平，有70％的人口还缺乏生活安全感。目前中国不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主要集中在农村，它包括4.3亿多从事农林牧副渔劳动者和农村从事私营、个体劳动者人数，共占农村劳动者96％以上；城镇未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共计4500多万人，约占城镇劳动者20％以上。

　　2.社会保障城乡差别过大

　　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看，城镇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包括离退休）为1.85亿人，覆盖面为88.7％，农村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为1474万人，覆盖面仅为3.3％，城乡覆盖面的比例为27∶1；从社会保障支出看，城镇按社会公认的社会保障支出1997年为3500多亿元，人均1600多元，农村人均为80多元，城乡比例为20∶1；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城镇离退休人员的人均离退休金和福利费为6303元，农村每人领取养老金为543元，城乡比例将近11.6倍；城镇在职职工的医疗费（公费）为393元，农村人均医疗费大多为自费，年均只有几十元，每千人口医生数城市为3.5人，农村只有1.6人，还有10.7％的村无医疗点，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严重滞后，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保障城乡差距，它对加快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将带来制度性障碍。

　　3.社会保险基金严重短缺，保障功能十分脆弱

　　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国养老金的缺口高达3万亿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和资金的短缺，使相当一部分职工和退休人员在遇到各种困难时，因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险而缺乏生活安全感。

　　4.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不确定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管理没有社会化，分散在各部门，还没有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社会保障的内涵没有确定，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综合机构能准确计算出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

　　5.社会保障地区差距较大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别。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反之则低，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6.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总的趋势是社会保障事业快于经济的发展，但也有部分地区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后，各地社会保障发展迟缓，慢于经济的发展。

　　7.社会保障对贫富差距不能起到调节作用

　　中国通过扶贫和救助，也使农村几千万贫困户脱贫走向温饱和小康。但由于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强调公平不够，富者得到的福利往往多于贫者，因此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非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中国社会保障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弊端表明，由于缺乏相应的、与之匹配的“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有力支撑，因此“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只能算是“一厢情愿”。要实现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转型时期的道德无秩序

　　绝大多数社会都有自己的法则，这些明确的社会法则被固定在政治权力或传统习惯之上，然而资本主义却没有这样明确的法则。资本主义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即每个人只要在市场上为自己奋斗，自然就会产生社会的共同利益和秩序，而不是产生无政府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概念。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独立的各种经济实体之间的对抗式联合竟能导致一个富足和日益发达的社会。正是经济人的假设导致西方产生了“法治”这一伟大的自由主义原则，培养了人们的宪法心理。在适宜的法律和制度保证下，市场中分散的谋私利的个人行为产生一种自发的、能反映参加者价值最大化的秩序，一种分配结果的模式。这样一种土壤中孳生出来的必定是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这种社会产生的权威只会是法理性权威。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社会法则上存在很大差异性。反观我国历代法律，就会发现一个和西方迥然不同的特点：我们是以“道德人”的标准来要求社会成员，并由此出发推导法律框架，制定法律条文，由此决定的法律目的和西方也很不一样。“道德人”的假设，把中国人导向了另外一途：法治思想压抑薄弱，德治思想超强发展。孔子将周代形成的德治思想系统化，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性修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只强调自律（自我道德修养），而忽视了他律（法律制度）。

　　就已有经验而言，法治社会还几乎没有陷入普遍的道德无秩序的先例，而道德社会却很容易滑入道德无秩序状态。因为道德社会对人的“道德水准”要求很高，一个人必须遵守政府倡导的伦理规范，努力扮演好各种社会角色。在这样一种至善至美、无法企及的道德模式规范下，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人格分裂状态，真实想法常被内缩于心灵深处，人前则以一种面目出现。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旧道德已失去制约作用，而适应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道德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人们一旦发现原来的道德人品格不再适应商品经济社会的需要后，就丧失了自律能力，表现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利益，不少人在追逐社会财富时危害社会利益。以往作为道德规范的信用被破坏殆尽，而作为法律规范的信用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经济运行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之间，不仅存在着运行机制和运行结果的相异性，而且还存在着哲学基础的相异性。要摆脱转型时期的道德无秩序状态，唯一的选择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让人们在法律构架里追逐自己的目标，从而使社会健康发展。西方法治经济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只有将经济人的行为作为推导宪法结构的依据，这些法律制度才能取得成功；第二，培育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应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上，而应该放在先于市场过程本身的权利和要求的分配上，这也就是说，不应像改革前一样，只追求“结果均等”，而应努力做到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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