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政府强制力为基础形成的人为分割的市场格局（fragmented market ）相对应的，是一种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统一市场，或称“一体化市场”（integrated market ）。与之相关但内容迥异的是另外一对概念，即全国性市场和区域市场。一种资源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性质，就称这种资源面向全国市场；而如果一种资源只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流动，就称这种资源面对的是区域市场。一种资源的市场半径究竟有多大，是面向全国还是面向一定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资源的某些特性和其它相关条件。

　　从理论上讲，计划（行政手段）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地方市场分割赖以进行的行政管制也是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之一。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作用的是市场机制，行政手段或计划则是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采取的辅助手段，尽管有时或在某些场合下很重要。不过，由于信息不充分、决策与执行成本高、决策者能力有限及受其自身利益的影响，政府干预不一定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甚至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政府失灵。因此，政府管制、行政干预尽管可以作为对市场失灵的替代，但可能是一种成本更高昂的替代，反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在某些情形下，政府干预往往被用于特殊目的，置效率于不顾。地方政府对地方市场加以保护，从而割裂全国统一市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收到了一些实效，包括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生存能力，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有助于本地社会稳定等。但是，这种行政干预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受到扭曲，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大的全国性市场失灵。而且，即使对当地来说，这种干预最终也不利于提高本地的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因而也是失灵的，所有这些“好效果”基本上都是短期的、局部的，从长远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这类做法得不偿失、弊大于利，甚至可以说是饮鸠止渴。

　　首先，地方市场分割导致经济运行机制扭曲，市场信号失真，干扰宏观经济平衡，使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市场经济赖以有效运行的最关键因素是正确的价格信号。只有在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情况下，商品交换才能使全社会的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使全社会的福利总量实现最大化。地方政府对当地市场的保护、对外地商品的封锁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则扭曲了价格信号。尽管本地企业有可能因为这种保护而暂时获得比统一市场条件下更多的利润，但其社会成本很高，消费者蒙受的损失将超过本地生产者的收益。因为在完全禁止进入的情况下，本地的部分消费者将购买本地产品作为替代，如果本地产品的性能价格比低于被禁止进入的外地产品，那么本地消费者实际上支付了高价，还有部分消费者会因此放弃购买，所有这些都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减少。

　　而且，如果每一地的市场分割都形成一个本地扭曲价格，并使厂商过度投资，使本地的生产产量增加，那么累计起来将使全国的产量迅速增加，出现产品过剩，我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地区经济同构和全国性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迅速形成买方市场，地方市场分割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地方市场分割严重妨碍市场体系建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目前产品市场上的地方分割扭曲了价格信号，使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上的地方分割同样也是如此。在劳动力市场上，目前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大多集中在传统部门，这固然与进城务工农民的自身素质有关，但可以肯定，这种就业分布并不是充分竞争的结果，地区市场分割因素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方面人为抬高了“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或“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要素价格失真，从总体上抑制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导致“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或“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人为压低了这一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资本市场上的地方市场分割，不仅阻碍了资本在全社会的自由流动，而且保护了落后的生产力，阻碍了国有存量资产向高效益的领域转移，不利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使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升级增加了难度。

　　最后，地方市场分割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地方市场分割不利于确定地区比较优势。要赢得国际竞争，必须恰当确立自己的产业定位、产品定位。这需要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以及地区的资源秉赋，寻求生产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而地方政府采取行政规制手段“修正”了的价格，是一种故意“弄错”的扭曲的价格。根据这种价格，很难区分清楚哪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有市场竞争力，哪些产品的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将是资源误配置，大量资源被配置在政府关心并采取行政措施加以保护的领域。在其中一些行业，本地企业不一定有优势，很难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条件下生存，更别说参与国际竞争了。

　　地方市场分割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在地区市场分割下，市场规模被人为划小，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变得狭窄，规模经济将难以实现。在我国加入WTO 后，企业面对规模庞大的全球性跨国公司开展竞争时，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地方市场分割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能力。地方市场分割为本地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温室性的”环境，在我国加入WTO 或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后，这样的企业将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同样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中国加入WTO 后，需要中央政府有全国统一的管理和明晰的决策，这是符合WTO 精神的，对于在我国投资和同我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外国公司维持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成员国不得以货物始发国或抵达国为由对其他成员国实行歧视性待遇。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履行遵守世贸组织规定的义务，如果继续坚持地方市场分割，将使中央政府面临受其他WTO 成员国提出争端仲裁的危险。

　　（四）一味强调“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转型，不仅仅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经济转型本身是一个非稳定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因此，伴随市场分化，利益集团迅速出现和崛起，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和追求本集团利益目标最大化，势必与其它利益集团发生矛盾、纠纷和冲突；伴随市场竞争，国有企业日益衰败，下岗职工与日俱增，政府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伴随农民负担过重，收入提高缓慢，中国的城乡总体差别、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所有这些，都加大了社会波动与震荡的可能性。

　　正是基于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考虑，政府在出台一些改革举措时往往表现得小心翼翼、亦步亦趋，使得某些改革方案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色彩和短期效应，政策措施缺乏科学性、连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政策的号召力及在具体实施中的效果。而过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又使得政府在进行“国外引入”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采取断章取义的“拿来主义”，即对国外的先进制度不是全面、深入地进行学习、借鉴与引进，而是为了改革中某一时期、某一局部的需要和“应急”之用，通过“支离破碎”地肢解国外制度、经验的方式进行“引入”。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改革举措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而通过“国外引入”路径引进的国外先进组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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