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求荣取辱",始终跳不出王朝兴替的周期率,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法律的价值和作用是忽略甚至否定的。如毛泽东同志就曾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28]可以说,正是在法治问题上的偏颇,加上其它一些复杂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得到了重视和重大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承认,我们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解还是较狭隘的,不少时候仍然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而没有把其放到治国方略的地位。从1978年开始的持续了近20年之久的这场改革目前已进入关键性的"决战阶段",活跃的市场因素与僵化的体制和行为观念是这场决战中对峙的双方主角。不论这场决战的最终结果如何,居行不移的体制障碍与陈腐的"人治"观念等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绝不会无所触及、毫发无损。尚在发育期的中国市民社会,体内已生长出日益壮大的市场独立利益主体的细胞;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初期扩展也带来了自主性很强的多元化的产权关系;市场社会中,对信用、合同的承诺和人格尊重的需求,以及对合法私权保障的渴望,犹如久旱的土地期盼甘霖。这些,都向过去流行的政治理论与法哲学以及陈旧僵化体制障碍提出了挑战。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进程,呼唤新的政治哲学和法治理念的支撑以及相应的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因此,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逻辑结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迈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注释:[1]吴敬琏,《转轨中国》第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如L.R.Klein and S.Ozmucur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算"第41-54页,载《比较》2002年第一辑,中信出版社;《改革内参》2003年试刊,第2页,"水分论".[3]持第一种观点的如高尚全(参见"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和基本经验",中国经济时报)等,而持第二种观点的如王跃生(参见"经济改革以外",《政治中国》,第137-145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等。
[4]根据国家统计局网页2002年10月相关资料以及朱镕基2001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整理。
[5]汪新波:"解读'中国神话'",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9月5日。
[6]谢宝康,单羽青:"高盛破解中国神话",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8月22日。
[7]《改革内参》2003年试刊,第2-3页,火车头论和理想状态论;林毅夫的估计。
[8]谭崇台,《发展经济学》,1989年版。
[9]根据国家统计局网页2002年10月相关资料整理。
[10]"凯恩斯依赖症"论,《改革内参》2003年试刊,p3.[11]国研网,2002年6月28日"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12]同上。
[13]王跃生,"经济改革以外",选自《政治中国》第137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14]崩溃论,《改革内参》2003年试刊,第3页。
[15]马东浩,《体制转轨累积金融风险》,中国经济时报。
[16]胡鞍钢,"中国发展面临四大挑战",专访。
[17]制度论,《改革内参》2003年试刊,第2页。
[18]蔡定剑,"危机与变革——转型时期的法律",选自《政治中国》第94-95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19]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出版。
[20]"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何处寻求大智慧》,第36页-52页,吴敬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3月出版。
[21]陈乐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6月6日第5版。
[22]张曙光等:"市场化及其测度",《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3]胡庆康等人主编:《现代公共财政学》,第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24]张五常:《经济解释》第417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7页。
[26]赫南多·迪索托著,朱晓冬译:《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出版。
[27]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基础","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论文,2000年2月26日。
[2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著《人民代表制度建设四十年》,第102页,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1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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