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变迁已然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中国所处的经济改革阶段

　　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在题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系列研究报告的第一篇中就总结到：“‘中国故事’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总体的经济转型”［6］。总的来讲，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即进行经济转型是目前中国所处的经济改革阶段。它具有以下一系列的特征。

　　第一，中国经济转型仍将在高速经济增长条件下推进。根据经济起飞（take－off ）理论发展阶段分类，人均收入400美元以下为经济起步阶段，人均收入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收入2000—10000美元为经济成长阶段，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经济增长阶段。对于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到底是多少，国内外学者分歧很大，如果以人民币官方汇率估算，目前中国的人均GDP 仅为1000美元，显然是低估了；如果按世界银行估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PPP ）计，为3600美元，又有高估嫌疑。但无论如何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过去的20年已经实现了经济起飞，未来的几十年仍将处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发展阶段，仍能持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7］。大部分中外的经济学家都持这种看法，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分别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火车头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樊纲教授的“理想状态论”。罗奇认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和印度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引擎可能性最大，甚至还进一步表示“我看淡全球经济，只认为中国一枝独秀”。而樊纲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处于理想状态。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机遇在全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非常好的地位；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8％，而且没有通货膨胀，目前有点通货紧缩，但下半年可能会停止，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40年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博士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也认为中国经济以现有的或稍低的速度增长至少还能维持几十年。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仍将在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推进。按照流行的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收入和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8］。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确定的标准，以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产品增加值比重划分，6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20％—40％为正在工业化国家，20％以下为非工业化国家。改革开放前，工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已接近50％，从工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看，已经达到了半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2001年，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5.2％、51.2％和33.6％，与1978年和1989年相比，三次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2.9个和9.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上升3.1个和8.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9.9个和1.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不断改善，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市场状况，产品短缺的状况基本结束，一度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如原材料、燃料动力、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成为历史，另一方面通过第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弥补了传统产业由于缺乏市场需求而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造成的影响，大量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过剩劳动力，产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9］。但由于城市化进展缓慢，有50％以上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大大地低于农业。因此，中国目前工业化过程尚未完结，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市化也需要继续推进。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将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进行。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时期，“八五”时期的“软着陆”，“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的锤炼，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也相得益彰。主要表现在，一是运用财政货币等各种政策工具，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综合性。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地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使得国民经济步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通过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势的加剧。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通过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通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通过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二是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了间接调控。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由计划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间接调控为主。1988年10月开始的三年治理整顿，相当程度上是国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价补贴的结果，是以直接调控为主；而针对1993年出现的经济过热，政府坚持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再辅之以产业政策、外贸政策以及利率、汇率、价格、关税等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实行间接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在1996年、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金融调控手段方面，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从1998年开始，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的管理体制。中央银行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因此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应用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将必不可少，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之一。当然，对于政府宏观调控的表现，也有不同的声音，具代表性的是杨继绳的“凯恩斯依赖症”论。它认为，199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本来是一种短期的救急政策，现在短期政策变成了中长期政策，想淡出也淡出不了。因为中国经济缺乏内在的自主增长力，一离开整个政策，经济就要下降。而越依赖，自主增长力越差；自主增长力不够，就越依赖。“凯恩斯依赖症”使中国的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积累［10］。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利用宏观调控政策为经济转型开道，另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也要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而进一步“转型”，防止类似“凯恩斯依赖症”那样的问题出现。

　　第四，中国经济转型将在全球化和WTO 的推动下进行。经济全球化实质是全球经济市场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带来的机遇大于风险，它将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进程不可逆转。波兰经济学家科特德克认为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全球化有过三次大的突破，全球化自500年前出现了第一个突破——基于全球贸易的殖民主义阶段；19世纪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第二个突破——贸易和生产的大幅度提升；当前伴随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第三次突破。［11］对于中国来讲，2001年加入WTO 是融入全球化进程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而又一次把我国置于同时追赶“三次浪潮”的位置，改革和转型必须适应这一大环境，加速进行。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很多场合都曾指出，WTO 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核心是规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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