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如果离开国有企业就如同小农离家出走一样，企业内的一切财产和保障（如厂房和福利待遇等）也是无法带走的，因此离开企业的决定也很难做出。要让小农“离家出走”使其拥有独立的经济行为能力以及获得自由选择的机会与可能，惟一的出路，用贝克尔的话来表述就是，用市场保险代替家庭保险，原有的家庭功能被现代社会中的市场和其他组织所取代（p.374）。而根据我们已有的研究，要让以上的替代成为可能，最要紧的是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与财富积累，使他们有底气“离家出走”，而不是本文作为主题的如何构造一种什么样的农贷制度。

　　总之，中国就是中国。要洞察中国农贷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一定不能离开对小农家庭这个最基本单位的认识，这也是本文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篇幅反复讨论小农家庭及其相关问题的原因。我们坚信，一旦了解了小农家庭的结构与功能，也就了解了小农的各种动机、需求与偏好（包括金融偏好）。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而合理地刻画中国整个农贷制度的图景，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推动中国农贷制度改革的政策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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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许多农户家庭预算出现赤子从而诉求于借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婚丧嫁娶等“面子消费”。

　　[2]有人也认为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长期未能及于乡村与农户，如果这种观点可以得到充分印证，那也正好说明了小农家庭组织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猜度，由于中国的小农家庭长期以来充当着国家最低一层“政府组织”的角色，因此国家刻意维护小农经济格局本身就带有“委托”乡村社会和小农家庭代为行使一部分政府管理职能的意味。

　　[3]此处采纳了盛洪教授提出的修改意见。

　　[4]中国是一个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度，据邓拓（云特）（1959）统计，自西周至清末近3千年间，各种灾害的年均发生频率为1.723次；何炳棣（1959）也对明清以来天灾人祸的影响做过详尽地描述（pp.266-301）。

　　[5]有关国有企业特殊资本结构的讨论可参见张杰（1998b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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