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回答构成企业伦理研究的基本假设。前种研究通常陷入用企业成员个人美德代替企业道德的危险。而对后一层面的论争通常要么陷入企业泛道德化，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预期陷入不现实的境地，要么假定企业是道德无涉的，认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这类争论实质是在企业组织背景下企业能不能作为道德分析单位的争论，是企业假设之争，先前的研究没有从构成企业道德概念的以上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探讨。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企业道德概念可以借鉴美国法学中的公司人格理论，该理论是把法律概念引入公司填补公司法律思想空白的有力工具；对第二个问题则可以借鉴企业公民理论，企业公民本身就包含了企业享有社会权力和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基于组织外部、组织内部、组织之间的多重影响因素，在个人价值观、映象和偏好的形成过程中，实践者怎样感知和构建他们所理解的企业公民。同时也承认企业公民依赖于大量互动的制度条件，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解需要在制度环境里得到反思。
    企业是道德主体，企业道德概念的形成是“道德”、“公司人格理论”和“企业公民暗喻”三者有效整合的结果。从伦理学说史中我们可以得出，道德概念反映出社会建构性和行动主体的自主意志性，道德在于社会职责的履行、它与法律共同作用来约束不良行为，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是人们对其副产品“荣誉”的珍视，道德本身具有功利性，而且因为道德可以表示为知识的样式，道德教育和道德学习也是可行的。综上，笔者认为企业道德可以界定为企业在特定背景下有意识的、负责任的行动，尊重隐含的和外显的社会契约，这些社会契约用以预防、避免或纠正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伤害。企业责任的范畴是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协商从而达成一致的结果，也是公司应承担的所有合法合理期望。
    不伦理行为则是推卸责任、违背社会契约的有意识行动，这通常导致伤害。这一概念反映出企业道德的如下特征：具有社会建构性和意志自主性，企业道德行动一半存在于企业之外；企业必须承担超越利润最大化的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企业道德是企业组织的道德价值观，可以教育和学习；企业道德作用的机理是“声誉建立”、“市场营销”、“知识获取以及企业关系”，很难把企业道德同具体的社会贡献、财务价值以及追求利润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企业道德的焦点是企业参与社会的形式和准则，关注企业的道德现实行动是监管道德有害行为的产物。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每个企业必须准确定位，确定它所能达到的任务层次，要履行哪些社会和环境责任。
    （二）风险源头的评述
    企业道德制度上由企业外部环境怎样为它的社会责任和持续政策设立条件来决定。当出现障碍因素时，企业损害其他利益主体，企业道德风险出现。关于企业道德的研究表明企业道德不应只是个人道德的延伸。忽视或者蔑视存在制度环境对个体的约束、对其行动和决策的影响，只强调个人的伦理是危险的，也是不公平的，“竞争压力说、制度压力说、社会文化准则和利益相关者学说”的企业道德风险外生论观点是对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个体行为影响的系统归纳。而企业道德风险内生论的观点主要是围绕着企业经营运作的三个层面进行的，即考察企业道德意识与诚信氛围、企业内部组织和权力架构层面、企业实施层面——经理与员工的个人道德对于企业道德行为的影响。前人对企业道德风险内外部影响因素的探讨，为治理企业败德行为机制的提出提供切入点：竞争压力说突出企业道德与否行为与企业经济利润之间的联系；制度压力说强调企业道德与否行为与“公共秩序”和“私有秩序结构”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准则学说阐述企业道德与否行为与企业遵循社会准则之间的关系；利益相关者学说体现了企业道德是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协商的结果、企业道德是企业利益相关者良知的延伸的思想，突出企业道德地行动一方面会生成企业的声誉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由于疏远核心利益相关者而导致的声誉毁损风险；企业道德与否行为在理论上也与企业意识、企业氛围、内部组织和权力架构及其经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道德品质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前人的研究没有在实证的基础上对内外部因素进行系统的考虑；也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企业时，哪些因素对于企业道德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因而其研究的结论难以具有普适意义。
    （三）风险治理的评述
    形成企业道德风险治理机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活动，对这一复杂问题缺乏正式的研究，虽然对企业社会道德、道德风险的防治有着广泛讨论，但是缺少一致的、考虑周全的企业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笔者认为国内外与企业道德风险治理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成完全由外部治理、经济法律规范、制度与政府、企业道德创新概念、内部组织和权力架构治理、道德审计和伦理反思、企业分类系统治理七个视角。对此问题最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可能是Goodpaster(2003)的分类系统治理。国外对企业道德行为的理论研究虽然显著增加，但是这些研究很少针对制度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如何治理企业道德风险，基于实证的这类系统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笔者认为如果伦理问题妨碍企业发展，有必要在企业伦理的组织层面更加关注公司治理问题，即实现企业伦理与公司治理在企业实践层面的融合。从这层意义上说，伦理道德成为效率的决定要素，这时对市场体系的发展需要新的思维，对政府和市场的责任需要划定新的界限。而企业伦理道德又作为企业“引导性愿景”的要素，被引入企业文化中，这形成了企业的制度伦理道德——企业背景下个人伦理道德的共同效应与实践和经验的耦合。现实中冲突的企业哲学也必须借助企业伦理道德的交流过程来判定。总之企业伦理道德是微观和宏观要素，与单个企业以及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有关。
    然而如果不伴随目标、结构和过程的变革，伦理道德的作用将受到局限。即外部因素的引入不能彻底消除道德风险，组织自身还必须加强董事会的地位和责任、强化公司高层伦理承诺，确保适宜的充分控制以防止失误和其他类型的不诚实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衡量潜在伦理维度的选择时，企业成员无疑都会明智地选择利用机会的方法，这意味着当面对不适宜激励结构时，不伦理行为可能发生，这时企业应该专注于识别激励问题，管理注意力集中于激励问题的建构性方法；组织决策权、报酬结构、企业内绩效评价体系的安排有助于企业经理人员由此预测员工、顾客、供应商的潜在反映，不这样做可能会刺激个体与企业的博弈行为，导致意图美好的政策彻底失败；企业伦理行为形成的声誉是品牌资产的组成部分。从这层意义上，私有市场潜在地影响着伦理行为，通过增加组织成本从而最终增加违背伦理准则的个人的成本。企业作为外显的和内隐契约的集合需要从企业成员的伦理行为中赢得声誉，这时企业道德风险的治理转向企业本身。
    笔者认为富兰克·H.奈特在特定情况下的推断或预测问题的方法能为“中国企业道德风险研究”提供整体思路，该方法集中于如下三个要素：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事物？什么样的环境决定它们的行为？根据这两组事实的知识有可能回答什么行为将会出现？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企业道德”，接着是什么样的环境决定企业道德行为，根据这两组事实的知识就有可能预防企业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或对其进行治理。因此中国企业道德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治理需要论证和研究的相关主题是：(1)澄清“企业是道德主体”，论证企业与伦理道德能在企业实践层面进行结合，以明确企业道德风险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企业；(2)融合理论规范和实证经验的方法，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论证企业道德风险是社会建构和企业自主共同作用的结果；(3)基于对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