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动力——经济利益驱动力量的系统侵蚀。Briefs(1957)在《否定性的边缘道德》一文指出，如果所有其他的竞争者都严格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那么一些行事相对不道德，而法律或者某些具有制裁力的行业准则又不能阻止这一过程的企业会在竞争中建立优势。Homann(1997)、Gambetta(1988)和Good(1988)详细阐述了企业道德在竞争市场中被消解的逻辑，指出如果成为道德主体是有成本的和非盈利的，企业就会在与“不道德”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时竞争市场有序引发了动态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企业被逐出市场，经理人员的道德良知出现自毁，在博弈变迁中企业道德被消解。斯密更加直白地指出，市场主体的存在直接地取决于盈利性，而不是在与其他主体互动中显示的道德程度，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强调了这一观点，而布坎南和诺斯进一步具体化了该观点。Blanchard和Kremer(1997)认为，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竞争会导致违约行为的频繁发生，Lckes等(1995)认为，过度的竞争尤其是来自于国外的竞争，会破坏社会资本网络并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引发企业的不道德行为。理查德·狄乔治(2001)也指出跨国公司关注的中心是竞争，竞争的压力极大地助长了非道德行为，助长了违反通常条件下流行的规则。Garcia-Marza(2005)指出，存在两种现象反映承担社会责任只能带来经济无责任：一是大胆采取措施履行了某些社会和经济责任的企业由于维持在承诺的最低底线或者没有能力达到社会更高的期望目标而在社会上声誉受损；二是在经济利益保护伞下的企业和严格遵守法律的企业则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和更好的社会形象。
    2.制度压力说
    这种理论下企业道德的风险源泉来自于市场公共秩序结构和企业私有秩序结构。布坎南、威廉姆森等制度经济学家在考察市场主体道德性的过程中引入“公共秩序结构”与“企业内部秩序结构（例如薪酬系统）”等概念，指出当破坏公共秩序规则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公共秩序规则有效，这时遵循规则与自利原则是一致的，公共秩序的维持依赖于企业对竞争优势、盈利性和生存的算计。公共秩序结构如同经济和法律手段，是系统地实现道德感知外化的手段，因而运用经济学术语可以系统化道德行为规则。公共秩序中强制性道德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对所有企业的道德活动施加相同的支持力度和成本，这时公共秩序划定了在某一领域里进行博弈的道德活动成本。企业伦理规则应该引入到企业使命声明中，原因很简单：企业对高成本不道德行为的支持如果导致了利润降低和竞争劣势，其在公共秩序中扮演道德主体的范围将会被缩小。
    不过制度学家们也指出，道德通过公共秩序实现经济上的系统化也存在缺陷。对于引导和组织社会交易的激励结构而言，选择行为的结果必须整。公共秩序结构以共有的形式系统化了道德活动，这消除了私有收益和自利——这些是社会互动的协同机制，因而公共秩序结构可能又是无效率的。这样规则成为了“妨碍活动的结构”，甚至会削减无意识道德活动的产出。公共秩序只能有效地实施道德底线，它需要保持市场机制的完整。Vanberg(2001)提出公共秩序结构中的道德系统化同时受制于市场的国际化。在全球市场，公共秩序的效率会被国外市场潜在地消解，消解力量可以看成是与国际市场有序有关的公共准则。一国关于企业道德活动的低成本的公共秩序标准会削弱其他国家高成本的标准。
    具体到国家制度层面，政府规制过程中对企业责任范围拓展的支持似乎与精确的效率观点有着紧密联系。政府干预越细枝末节，直接管制和不充分行动的成本就越高。规制行动不是引导企业获取更好社会效应的最好和唯一途径、但是绝对是必要途径。而且有观点认为传统规制过程的有效性有限：亏损国有企业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就是软预算约束问题，这会抑制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对企业进行高效运作的积极性。在多重目标的压力下，企业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
    3.社会文化准则说
    道德与广泛接受的社会行为标准紧密相连，道德地行动是最小化社会文化环境变革对企业影响的方式。道德行动的企业由于其行为与现存的社会文化准则保持一致，因而形成了对外部力量引起的不稳定性的隔离机制，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Etzioni(1988)指出，企业通过强化公司、员工和社区之间的社会约束，能更容易地融入到当地社区的社会网络中去。Eastway和Jocelyn(1999)调查发现澳大利亚道德行动的公司在商界拥有良好的声誉。王晨(200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嵌入过程有助于形成企业的声誉资本。Waltman和Vidaver-Cohen(2000)总结了企业实践者道德地行动的五种动机：建立社区关系、维持经营许可；增强现有雇员的士气和内聚力；吸引潜在雇员；形成潜在顾客；营造有助于公司发展的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与政治、法律环境又存在一致性，所以企业经理人员道德地行动，由于这些环境的变革而出现思想僵化的可能性更小，尤其是在最终的社会变革以命令式的法律变革形式出现（如Sarbanes-Oxley法案）的情形下。法律在市场成熟的美国是不稳定的，在处于制度转型期的国家更是如此，当法律的修正反映了社会准则时，合法但是不道德行动的企业可能会遭受严重冲击。从定义上来说，社会准则与道德行为相辅相成，道德型公司更具安全性，风险也更小，因为它们很少需要被迫改变它们的政策和程序，能期望获取更高的回报。正是企业对社会变革影响的隔离机制提供了企业道德行动的真正理由，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提升形象或者是空洞的行为标准。尤其是在当今多元文化价值背景下企业道德将显得更加特殊，跨国运作的企业越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准则冲突就越是突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些冲突的存在或者漠视它们。企业以及企业中的每个成员履行社会责任，从短期看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及其伴随的利润，从长期看安全的环境能确保企业产品生产所需的丰富而又持续的原材料以及繁荣的买卖社区。超越这些有形的收益，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有内在价值，无论有无物质回报都需要培养。
    4.利益相关者关系说
    利益相关者学说体现了：(1)企业道德是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协商的结果；(2)企业道德是企业利益相关者良知的延伸思想；(3)企业道德地行动一方面会形成企业的声誉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由于疏远核心利益相关者而导致的声誉毁损风险。
    弗里德曼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批评者，他指出，由于无法构建各方都接受的整体框架——表明利益层级、表明哪些应该接受哪些应该摒弃、哪些急需解决哪些可以延缓，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的模糊使得履行责任掌控在公司外部“利益相关主体”的手中，这些主体影响公司责任的内容。由此他推导出只有市场和法律才是规制社会中企业角色的唯一主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研究所就指出利益相关者是通过经济配置影响企业盈利性和生存机会的主体。Coleman(1988)提出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转化为控制企业经营活动外部性的联合行动，并借助法律和市场的力量得以表达时，会对企业形成实质性压力。Blair(1999)进一步说明，企业是一种治理和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其生存和发展在于它能否有效地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近年来企业—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公正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⑦Buren(2001)指出组织是需要参与各方牺牲和奉献的互惠利益共同体。企业“搭便车”行为，即企业道德风险可能出现，因为：(1)企业搭便车行为对利益相关者的损害与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成反比，即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越强，企业对其损害越小；(2)参与合作共同谋取利益的各个群体都具有财产所有权；(3)参与获取共同利益计划的各方都有权参与企业治理过程，在合作计划中各方具有的公正义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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