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培训计划以及决策和汇报机制。这一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在不道德行为暴露以后遵照1977年美国《禁止国外腐败行为法》首先提出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和亚洲高收入国家的公司以及新兴市场的公司都在实行遵约制度。
    随着一些严重的公司管理丑闻曝光，内部机制的重要性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最近Bonn和Fisher(2005)突破关注企业中高层道德的局限，提出公司治理需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所有维度，接受和遵循公司治理委员会并非确保组织中伦理行为的充分条件，组织还必须形成公司治理与企业伦理的整合理论，以促进整个组织高标准的伦理行为准则。Dawn-Marie(2005)进一步提出，为了达到伦理型企业治理，股东们首先应该考察它们的结构和运作，如果董事会容易产生不伦理行为，其在企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缺乏公信力。他提出把伦理整合进企业治理中的多种方式：立法、权威机构呼吁、团队压力、规制、培训，其中团队压力和培训最有效，而且只有董事会成员一起努力，才能影响董事会形成并督促自己和组织取得持续的伦理成功。
    同时对企业责任的日益强调使公众越来越关注公司治理的伦理维度，Francis和Armstrong(2003)认为伦理风险管理战略必须涉及伦理业务实践的指导和激励组织内这类行为的机制。Fleming和McNamee(2005)则提供了实施伦理导向型公司治理审计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方法，它从三个维度提出了其理论模型：伦理是应用型道德哲学；平等是社会公正；公司治理目的是组织的道德健康。在操作层面，好的公司治理需要执行层面有领导者、各个层面上的伦理日程表、伦理审计的承诺，而且公司有必要制定管理和评价公司治理伦理进度的程序。
    6.道德审计和伦理反思的视角
    道德审计是形成平衡社会和经济利益新途径的分析和对话过程。Garcia-Marza(2005)明确提出道德审计属于企业风险管理的范畴，是企业建立信任资本的基础，为了避免道德审计流于形式他提出企业道德管理的三步曲，即伦理准则、伦理委员会、道德审计。他依循道德承诺构成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两者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的逻辑，论证了道德审计不会造成经济损失或者竞争力的弱化。
    从伦理反思角度看，Blanchard和Kenneth(1987)提出减少不伦理实践的5P原则：(1)目的(Purpose)：价值观、期望和愿景引导组织帮助决定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哪些不可接受；(2)荣耀(Pride)：塑造组织自豪感能帮助抵挡不伦理行动的诱惑；(3)耐心(Patience)：在获取回报和关注怎样达到目的之间的平衡；(4)持续(Persistence)：企业承诺遵循伦理原则，并坚守这种承诺，确保行动与目标一致；(5)反思(Perspective)：企业员工反思，确定企业所处的位置、发展方向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Buchholtz(2001)则提出需要实施一系列战略来预防、减少和最终惩罚不伦理行为。立法、规制和公司治理规则是提高伦理和职业标准的根基。之后Ryan、Ewing和Lee(2004)在“风险时代生存：呼吁伦理风险管理”中，首次明确提出促使伦理风险管理更具操作性的6C原则——Champions（支持）、Commitment（承诺）、Consistency（连续性）、Correlations（相关性）、Communication（沟通）、A Code of Ethics（伦理准则）。
    7.企业分类系统治理的视角
    Lawford(2003)基于企业自我保护的视角，对大企业和小企业如何保证良知分别提出对策。大企业需要有清晰的调节利益冲突、保证顾客伦理行为的政策和程序，加强对员工的实践培训；设立伦理执行官或者调查舞弊情况的官员来确保政策和指南的执行。对于小企业而言，它们可以依据如下研究结果调整自己：在如下行业——防卫设备、航空、石油天然气、建筑和政府采购的企业更容易处于道德风险之中；乡镇企业家和业务拓展以及销售经理容易出现道德风险；与员工交流沟通并随时提供指导，同时凝炼出公司的伦理实践指南等。
    Goodpaster(2003)则从企业内外部两个角度系统阐明了如何强化企业道德。他指出，企业道德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社会投资决策施加外部影响，而管理价值观提供内部动力。他从第一方执行官与第三方投资者的角度，提出企业如何具体操作道德的Vision-Principle-Benchmark-Measure框架，主张企业在经营运作中应该制度化道德，并为这种制度化负责。他还指出要引导企业伦理地行动：从外部视角看，需要社会投资者以企业监督者的姿态出现，他们的投资基准和衡量准则构成企业行为的外部尺度；而内部视角与组织变革和决策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企业领导行为几乎决定着企业伦理行为的自我评定。确保企业道德的系统条件包括外部市场体系，法律、政府的规制体系，社会基础和内部报酬，激励机制以及权力结构系统。寻求使道德具有可操作性的基准同时就是寻求一种“体系”，任何体系都包括第三方社会过滤系统和第一方自我评定系统，这些引导企业伦理地行动。
    （二）中国企业道德风险治理的相关研究与分析
    Ip(2003)从员工、顾客、供应商、分销商、社会和政府五个方面对中国双星公司的企业道德伦理绩效进行了员工感知调查，得出成功公司的特征：无论企业性质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共同价值观；高度的价值一致性和共同愿景；伦理型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场所；强大的道德领导者；公司文化和企业伦理对重要的组织资产有正面效应。更进一步，他将该研究与Ip(2002)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得出伦理绩效好的中国公司的共性：员工之间有共同愿景和价值观；CEO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企业有宽松的伦理环境；都关注员工、顾客、社区和社会的利益；都具有持续激励员工的道德型领导。陈迅和韩亚琴(2005)则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分级模型，主张企业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分析所面临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主要问题，确定自己应特别重视履行的社会责任。他们强调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决定了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鞠芳辉、谢子远、宝贡敏(2005)则提，出最终可以从经济、制度两方面促使企业道德地行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教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是影响消费者选择、促使企业改善社会责任绩效的有效途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能够进而成为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内在动因。
    而中国企业道德风险方面的实证分析是最近才出现的新动向。张翼和马光(2005)对“中国的公司治理和公司丑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弥补了国内对企业道德实证研究的空白，但由于是初步尝试，也就不可避免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样本处理事先预置年度上市公司发生丑闻的比例是50%；未涉及声誉机制。对“荣誉”的珍视是道德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公司丑闻声誉机制的探讨不可或缺。随后陈国进、林辉、王磊(2005)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陷，他们检验了公司治理和声誉机制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作用，发现声誉机制的作用甚微，而公司业绩指标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概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存在的缺陷是，在其检验模型中缺少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说最为根本的要素——政府行为及其公司所处环境的探讨，即其探讨脱离了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如中国的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及社会信用基础等。
    四、总结性评述
    （一）假设之争的评述
    企业伦理研究的任务是分析企业实践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理论支持。先前对于企业道德概念是否合理存在长期的分歧，主要集中在：(1)企业是否能成为承担道德责任、具有“人格”特征的主体；(2)道德能否成为企业的内在追求。对于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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