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体系和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讨中，恰恰是“公共领域”才更多地被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加以讨论。在许多人看来，近代中国虽有“公共领域”的扩张，但却并不一定有“市民社会”的产生，二者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或联在一起的历史过程。比如，罗威廉对汉口的著名研究基本上是承认有由商人行会和慈善团体等所体现的“公共领域”扩张现象，而并不太倾向于主张19世纪的汉口业已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又如叶汉明在对山东潍县商会的个案研究中也指出，如果说商会领袖之类的地方城市精英的一些活动已显示出“公共领域”的存在，这个领域的扩展却受到诸多限制，难以向较高层次的“市民社会”过渡[24]。
    可见，在范式突破意义上引进“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来推进对商会史的研究，并无可厚非，但在使用这一理论模式时却必须作适当的调适，使之适合中国自身的历史实际，而不能全盘照搬，挖空心思地寻找中国的史实去印证这样一个纯西方的理论。那种以西方经验和西方诠释为惟一标准的研究态度，实不可取。即使是引进西方的理论解释模式，也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并使之适合中国的特殊语境，简言之，存在一个“本土化”问题。否则，我们就只能在西方的逻辑概念中左冲右突，永远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五、结语：走向“总体史”的新史学

    以上商会史研究中的范式转移考察，比较具体地反映出新史学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通过范式转换所体现的史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其基本方向则是指向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
    商会史研究中业已发生的从政治史范式向现代化史范式继而向市民社会范式的转化过程，实质上是史学认识层累发展的过程的体观。如前所述，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范式转移与自然科学中的范式转移有所不同，虽然其间也有思想突破的意义，但后一范式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前一范式的彻底之否定或推翻，而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人们的认识，从而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也就是说，政治史范式、现代化史范式和市民社会范式往往强调了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面向，当我们使用现代化史范式或市民社会范式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政治史范式已经过时或不再适用，它仍然是史学层累结构中的一级，而且，在这一层累结构中并不存在高下之分，而只是问题意识和观察角度不同，所使用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不同，同样具有一定史学认识意义。总体的史学认识正是这样一层一层推向深入的，逐渐导致所谓“总体史”或“综合史”的新史学。所以，历史中不仅存在一个史学解释的层累结构，而且存在一个研究范式转换的层累性结构。在研究范式上，“总体史”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所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实质，即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藩篱，拓宽史学的视野，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发起所谓“史界革命”。为此，梁氏批判旧史学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主张“新史学”应从“君史”转向“民史”，写“国家”、“国民”、写“群”与“社会”，而这种史学的特征应为“会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而视察之。内自乡邑之社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室，下至今日之新闻”都在研究之列[25]。这显然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一脉相承，为20世纪下半叶以“整体史”为职志的“新社会史”开启了先河（注：这里的“新社会史”更接近于“经济—社会史”或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与杨念群等所提倡的“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新社会史似仍有所区别。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
    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综合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便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雅克勒高还认为“年鉴学派”的创立正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年鉴学派虽主张研究经济和社会史，并将自己的代表性刊物命名为《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但同时又宣称：“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新史学仍不以此为满足，它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26](p94-95)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而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
    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根本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赵世瑜便曾指出，作为流派和范式意义上的社会史与“新史学”本来就分不开，而且也无须分开。“新史学”思想的实践必然导致社会史，也必然导致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改造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等等。尽管有关社会史本身的性质还存在种种争议，但有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即在范式意义上的社会史通常是“总体吏”、“综合史”，而不再仅仅是特定意义的专门史（注：最近周锡瑞撰文指出，在美国中国史学界，作为专门史的社会史已呈明显的衰落之势，而文化史正异军突起，取社会史的地位而代之，“向文化研究发展是一股强劲的趋势”（参见氏著《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北京）。其实，当前时新的文化史只要不执着“符号”、“话语”之类的空洞概念，而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形成社会—文化史的架构，实质上反映的也是“总体史”或“综合史”的一个方面，不出“整体历史”的大趋势。）。诚如赵世瑜所继续指出的，目前社会史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与以前的成果相比，还是与其它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相比，“都明显地带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个历史现象，正是社会史的特征；或许，当人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社会史的范式去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军事史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学科分支也会被改造成总体史、综合史。”（注：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2期。如在欧洲仍保持长盛不衰的“经济—社会史”，便体现出当前“综合史”仍然是一种发展潮流和趋向，这一由法国年鉴学派所开启的史学流派似还远未走到尽头。关于“经济—社会史”的述评，参见侯建新：《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经济—社会史》，提交“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
    显然，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地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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