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不到或难以企及（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充分印证了黄宗智指出的范式危机（黄氏称为规范认识的危机），最重要的不是在于让人们去研究什么，而是不去研究什么，即造成史学认识上的若干难以察觉的“盲点”，从而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
    正如冯筱才在其综述文章中指出的，初期的商会史研究基本上是被置于社会阶级分析模式之下，成为对资产阶级进行集团分析的一个样本，而分析的动机则是为了更清楚地把握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和动向[9]。如最早一篇研究汉口商会的论文，其出发点便是通过商会的活动进一步证明“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10](p41-76)。初期研究者们最为关心的乃是商会的阶级属性问题。针对过去认为商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研究者们试图证明商会其实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团体，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11]。只不过有的认为商会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所控制，有的则认为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下层所控制，有的则通过对会董成分的比例分析，认为商会主要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买办则不占主导地位[12]。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清末商会的设立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或标志着资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朱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商会与资产阶级形成的关系，认为“1840年以后各地资本家社团组织——商会的建立，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不仅依靠自己的这一组织在地方上团聚起本阶级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分散自发的狭隘落后状态，而且通过相互之间的照应和协调运动，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省区的界限，在全国建立起虽比较松散但却令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网络，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3](p7-9)虞和平则明确提出，社团法人资格的获得和商会组织的凝聚力，使得过去呈散在状态的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全国性的资产阶级联合团体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发展到更高层次，“全国商联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全国性整合的一种标志”，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14]。其共同特征，是以商会研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突破口，从资产阶级的成长来说明和解释商会组织的成长。
    回顾起来，开展商会研究之初，在习以为常的政治史范式的制导下，研究者们常常怀有两个基本“情结”：一是要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并无资产阶级的论断，可称之为“资产阶级情结”；二是要通过商会的表现来证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可称之为“革命情结”。这两个情结导致商会研究的早期兴奋点实际是政治性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关怀。我并不认为政治性关怀有什么不妥，“资产阶级情结”和“革命情结”有什么不当，而只是想强调这种关怀或本身就已大体规定了我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循此思路，当然可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也可以对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比起没有解释或解释不清仍是一种进步），由此而形成较好的史学研究成果。但这种范式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它常常使我们在关心政治性问题的同时忽略了历史的其它方面，不能完全实现“由革命转向社会”的初衷。
    举例来说，初期的一些商会研究成果尽管有开辟新领域之功，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由于这些论著本身在立意上是为更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而作，走的是政治史的路子，因此细读之下，又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有不甚满足之感。如前面提到的冯崇德、曾凡桂所著《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以及杨立强、沈谓滨著《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皮明庥著《武昌起义中的武汉商会与商团》（《历史研究》1982年2期）等论文，虽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与新史实，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有新的突破，但着重论述的显然是商会和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作用，而不是商会和商团本身，对其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则不可能作深度的开发，研究视域也自然受到限制（附带地说，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对商会的正规研究始于徐鼎新1983年所写《旧中国商会溯源》一文的原因）。太为关心商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造成我们即使突破辛亥革命时段，即使以商会本身的产生、发展为论述中心，也会不自觉地突出政治史意义的商会史而忽略经济史或社会史意义的商会史。如被学术界征引很多的商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除了第一、二章外，基本上是上海总商会的一部政治参与史，着重研究的是晚清至民国期间商会在历次政治变迁和重大事件中的政治活动。当然也有部分经济活动，但却不居主导地位，往往是作为政治活动的背景、基础和延伸。由此，该著虽是一本研究上海商会史的力作，但又还不是一部完整意义的商会史。这很可能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史范式的垂范作用不无关系，而不完全是作者自身的问题。
    其次，由于政治史范式的制约，不仅研究视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很难真正放开视野，而且极易落入一套已设立好的研究规范、逻辑、思维习惯和话语系统之中，即有一种顺着前人的话往下说的感觉，很难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比如，我们之所以认定商会是“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为资产阶级提供了说话办事的地方”，是不是因为事先便有个“资产阶级”的影子在，暗地里受到“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类价值判断的影响，试图寻找合乎这种历史逻辑的解释？反过来看，是否存在还没有成为“阶级”的作为商人联合体的商会呢？我们往往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同时又认定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是否因为先前就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类政治判断的潜在影响呢？还有，我们之所以习惯从反帝爱国斗争和辛亥革命这类政治事件中来观察商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离不开从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或日货运动）看商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从立宪运动看商会的妥协性，从辛亥革命看商会如何转向革命，等等，是否原本就已认定商会自成立之日便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重要场所”，因此，要为之找到事实上的根据呢？
    总之，我们在研究之先就已经被太多的“预设”、“假定”、“不容置疑”所包围，很难创造出自己的概念、推理和话语系统，简言之，很难进行真正的史学创新。这是传统政治史范式制约对我们研究工作不利影响的一面。当然，作为学术研究共同体的一员事实上又是很难摆脱承继下来的既定研究范式的制约。研究对象的转移是相对容易做的，而真正突破传统范式的制约另辟新路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毕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所生存的学术环境，无法规避先前的一套研究规范、术语乃至问题意识。

三、现代化范式下的商会史研究

    政治史范式在客观上的种种局限性，促使商会史研究者努力寻求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而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自然成为一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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