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后又找不到合适的归宿，哪就会酿成危险。”(秦晖，1994)
（二）如何给农民以国民持遇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取消针对农民的种种带有歧视性的身份制度，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尽管这可能是漫长的 过程，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要不遗余力地去缩短这个过程。
农民的国民待遇，可以概括为迁移自由+择业自由+平等的经济负担+平等的财政分享。把这些变为现实，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思想解放问题，而是要真正进行利益调整的革命。
⒈ 尽快取消户籍制度。农业户口是一种“贱民”身份的标志，取消了户籍，一系列针对农民的制度将无法落脚生根。
⒉ 给农民以选择不当农民的自主权。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在当前本己过时，因为农民大量进城打工、创业是不可逆转的。现在应该面对现实，承认农民作为公民自由迁移和择业的权利，离开土地进入其它产业者将不再是农民，务农者也要取得市民的权利—特别是在择业上不再有身份限制，过去的农民也可以在就业竞争中担任政府公职。
⒊ 在承认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自由迁移、自由择业的权利的同时，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逼着我们去求解农村的难题。很明显，在没有农民身份制度的前题下，你再要对务农者实行过去一样的剥夺，农民可以以逃离来对待，这样自然会逼出农村的种种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如基层政权问题、机构臃肿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土地负担化问题、农业生态问题等，其根源就在于把农民管死了，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接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而农民取得了自由身份，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将发生变化，农村基层之间将会产生争夺农民的竞争——哪里提供的条件最优越、哪里的土地负担最轻、哪里的干部最能为农民服务，哪里就最能吸引职业农民。
⒋ 与其它社会成员拥有同样身份的职业农民理应同其它社会成员一样承担税负，城乡税制要统一，工农之间的税负要趋于一致。我们应尽快仿效世界上绝大数国爱的做法，取消农业各税。
⒌ 在农村实行公共财政。国防、科教文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支出，各级财政都应纳入自己的预算，不应在农村再行摊派。农村现有的各种收费和摊派，如“三提”、“五统”的内容都是公共品，如优抚、民兵训练属国防经费，应按照城市做法，由中央财政开支；九年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应由地方财政开支。各个纳税人，不分职业和地域应获得平等的公共品待遇。
⒍ 改造现有福利制度，实行标准的、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并向农村开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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