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论文看，其观点的一个重要来源是“20世纪90年代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和西方“过去近20年内的企业私有化改革”）。这是不科学的。如果真正按这个“模型”推行下去，那我国必定重蹈俄罗斯、拉美的覆辙，其结果是两极分化非均衡的历史灾难。这条路万万不可取。
这里要专门评一评该文论述的重点MBO。从国外的大量事实看，MBO并非资产重组的重要形式，在美国只占1%，主要用于两类重组：一是经营不好的小企业；二是非主业的小型配套企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方式容易由内部人控制变为内部人掠夺财产，贱价转移，而收购价格正是实施MBO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我国市场尚未健全的情况下，MBO却被捧为改制的“最优形式”，而且主张不要“纠缠于国有企业的价格问题”，真可谓咄咄怪事。这是让国企内部蛀虫利用所谓“人力资本”吞噬公有资产合法化，可以说是为内部的腐败、外部的掠占提供理论根据。看一看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吧，便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的，一批原有企业的官员一夜间成了暴发户，而广大职工的产权被剥夺，陷入失业和饥饿的困境。我国国企改革中借机暴发者也不乏这类事例，比如顾雏军经营的格林柯尔集团，曾被包括该文作者在内的学者标榜为中国改革的“旗帜”、“样板”就是其中一个。他从一个不知名的小老板短短4年时间收购7家有名企业，暴发到拥有高达数十亿元的资产。他的办法不是经营实业和资本，而是空手套白狼。按照郎咸平的说法，科龙收购前连续两年高达8.3亿元和15.6亿元的巨额亏损，实质是利用不当的坏账计提方式“洗个大澡”，而其后的盈利则是将前期计提资金回转后带来的“虚假利润”。2005年果然露馅，暴出巨额亏损，遂即被拘捕 。这可算做私有化的一个“奇迹”吧，但对国家、对市场、对生产力发展、对职工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国家银行有何益处？能算做通过资源的配置提高效率和利益均衡吗？
事实上，在我国，上面所说的第二种“自觉”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十几年来因贬值、送出的资产达2万亿元，约占总资产的1/5，相当于2004年GDP的近1/6。其中，包括欠银行的债务，有的在等待呆坏账处理，有的尚在挂账。在出售国有企业中，能够收回的最多占流失的30%。这些流失的资产是否都是无效资产（如陈旧的设备等）？不是，除近一半固定资产还可利用外，最有价值的是20万户企业占有的土地约300多万亩，每亩经营房地产的收益以50万元计算，即达1.5万多亿元。许多私商、外商和内控人购买企业后并非都继续经营企业，有很多是去圈地和炒作房地产实现了更大的暴富。可见，国有资产低成本向少数人手中迅速转移，并非都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追求企业的高效率，有大量的事实可以佐证。
再放眼世界，许多国家的事实证明：私有化给定的不是效率而恰好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1）拉美多国私有化的“成果”：国有经济基本上“化”掉了，市场实现了自由化，国外资本放开了，但经济却大幅度下滑。20世纪90年代GDP年均增幅降到1%，物价上涨几十倍，外债超过了GDP总量，出现金融危机和社会动乱，最突出的是阿根廷。这是一个“非均衡”的实证。（2）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但丢了社会主义大业，而且10年经济总量下降了一半多，物价上升上万倍，产生一批暴发户（其中“地下经济”占GDP的40%，私有贿赂官员近4年增至10倍之多，行贿钱财达3160亿美元 ），普通民众陷入贫困（贫困人口占40%以上），至今还在恢复中；有的国家银行被外资控制，成了新的附属国。它们的经济过程不是用什么数学模型能证明的，事实却成为最突出的利益非均衡状态。而现在的俄国有人已经开始反悔，正在设法将现行的关键企业收归国有。这就是历史灾难给我们的启示。
上述三个“非均衡”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宗旨。中国的经济学人应当牢记邓小平论述过的一条真理：“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我们应当热心于实现共同富裕和祖国富强的社会主义事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决不能盲目推销新自由主义那套私有化理论误国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