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也就泡汤了，出现银行与收购者在利益上的非均衡。（3）讲效率不讲职工对效率的分配，讲“人力资本”收益不讲劳动投入的收益，大头当然归业主，蛋糕做大了却分配不公，与职工利益非均衡（在另文中特别讲到职工平均持股“效率都是最低的”），进而妨碍职工发挥积极性。（4）只讲经济效率，不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必然为追求自己的效率最大化而破坏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效率，这又是社会利益与企业主利益一个非均衡。
第二个是对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命运和态度不均衡。文中提出：“识别企业家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根据企业效率，能够在过去持续创造较好效益的经营者不管是国有和民营，内部和外部，大都能成为未来成功的企业家”。外部当然是私企老板，内部就是管理层，即“主要是由经营者购买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的方式”MBO。简单说，就是把国有企业廉价卖给、送给私人或管理层化公为私。这一论述中多处是自相矛盾的。它首先肯定的一点是，国有企业不论经营好坏都得卖。如说国有企业中“过去持续创造较好效益的经营者”，既然能经营好一个企业，为什么一定非卖掉不可？可见，该文认定不管原国有企业经营得好坏都应无条件地私有化。还说这些内外的买者大都能成为“未来成功”的企业家，原来是说：这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个未来时、未知数，本身便带有不确定性，能靠得住吗？可见，不管索要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不是真正的企业家都可以卖给、送给他。还有，强调收益回报与人力资本投入相等，用什么标准衡量，从大量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仅付出极少的成本，一下子能得到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能算做二者相等吗？非法诈骗投机、掠夺公财能算“人力资本”吗？私有企业中就没有剥削成分？可以下这样的断言：那些短期内以几何级数暴富者，都不会是正当经营的。
看来，该文的基本逻辑和态度是：国有企业只有私有化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方可“反映了新生产力要素要求摆脱某种旧有桎梏，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愿望”，作者还在另文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效率最低”，而“民营化的改制推动了企业绩效提高”，“相对于市场竞争程度而言，所有制相对于企业效率更具决定性的影响”。就是说，惟有私有化方能提高生产力，具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广阔前景。这是不真实的。
第一，前面已经列举了国有企业的绩效，同私有企业相比它并不低。我在《论国有企业的数量底线和质量》 一文全面比较了两类企业的效率，从6个方面分析了一些私人企业效率表现高的不可比因素。
第二，全面地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和主导作用。
（1）用历史观点全面看待国有企业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它在前29年为我国奠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它在后27年中支付了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本，对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擎天柱的作用。现在经营性资产约14万亿元（包括金融资产），约占社会资产存量总额的70%。在国家税收中国企的贡献占2/3以上，保证了对各项改革和社会稳定的成本支出；它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占70%以上，直到2004年还占57.5%，在扩大内需中起了支柱作用。现在实行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最主要的也是靠国有企业的贡献。
  （2）用质量和数量统一的观点看待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全部产品中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相对最优（优质率达90%以上）、信誉度最高、大多数消费者信得过、愿意买，这对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满足群众消费需要起到保证作用。对平抑物价，它是一个重要的稳定盘，在27年中出现过三次大的物价波动和一次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但都能有效地控制住了，其中国有企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支柱和经济后盾。
  （3）从发展的后劲看国有企业，多数是大型企业，职工素质高，技术力量集中，技术设备先进，登记国家专利最多（约占国内企业的80%），一般都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科技含量高的产品70%左右出产于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许多科技含量高的拳头产品和攻关技术，包括已占出口产品60%的机电产品，大量地是国有企业创造的。27年中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电力、大型船舶、军工、铁路运输、国际航运、民航、邮政电讯等等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国有企业保证了稳定的供给；在大型工程建设中，特别是三峡枢纽工程、小浪底枢纽工程、西气东输工程、青藏铁路工程、核电工程、大型火电工程和输电工程、航天工程等，主要依靠的还是国有企业的力量；地方建设的许多项目往往由国有企业分摊1/3（除纳税外）。
  （4）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上看，2003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45-50%；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中年均提高13.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平均7%以上，而私营企业从1990年以来职工工资年均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上下。过去国有企业安置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70%，到2003年仍然占42.8%，高出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 。相对说，它最能保持和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所以，它最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
（5）从对增强综合国力的贡献看国有企业，它不但是国家财力（税收）的主要源泉，而且是战略性物资的主要提供者，特别是有关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的产品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供给的。我们经常说没有强大的工业，便没有强大国防，实际上绝大部分依托的就是指导我国工业的“第一长子”。
综上所述，用生产标准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充分说明通过改革优化的国有企业具有突出优势和巨大活力，能够产生高效率。如果拿出一些个案比较，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企业就更是枚不胜举，能够列入世界500强的内地18个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国有企业是先进生产力最基本的载体。对此，怎么能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
平心而论，我国为什么能够27年保持着9.4%的年均速度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如果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宏观调控是软件，那么强大的国有经济则是最重要的硬件。没有硬件，任何软件就没有发挥作用的依托。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一方面在改革中实现自我完善，一方面又承担着整个国家改革的主要成本。可以设想，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国，在27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假如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支撑，那我们将是什么样子？如果放弃了国有经济的，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的基本优势。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杠杆，国有企业则是一个最有力的支点；如果说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是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国有经济则是提供动力的引擎和维系动态平衡的稳定盘。我们是一个大国，情况十分复杂，面对自身经济尚不发达又有体制转轨的国情，面对国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而又需要援助一些国家的局势，没有国有经济这支顶梁柱，我们怎么能在改革开放中高速发展呢？恐怕连独立地位也难保住。苏东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垮掉容易，再恢复就太艰难了。
第三个是由私有化造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不均衡。该文的结尾说：“我们的最优民营化模型来自对大量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立足于经济转轨过程，是对现实经济进行合理和高度的抽象的结果，并要起到积极良好的纠偏作用”。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文来自什么样的实践经验总结？它要“纠”的是不是国企私有化太慢的“偏”（切勿“耽误了最佳退出时机”）？列宁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要使统计数据“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的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出个别的事实” 。而刘小玄同志的“均衡模型”，一方面是建立在主观假设和推理上，一方面从现实中抽出个别时段、个别事例作为支持（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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