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发展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3.不断清除制度性障碍，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我们的预期可以实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面临日本和欧洲制造业咄咄逼人的攻势，曾经称雄一时的美国制造业面临“渐次衰落”。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率委员会组织了一大批专家教授，采取就8个产业为研究对象，从下而上、广泛调查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制造业的问题和前景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入研究。面对一大批具体的、多样化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数据，通过反复讨论去估量和评价这些证据，得出了一个文字不算多的报告：《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一般来说在面对经济衰退的不利形势下，按我们的思维习惯，一定会要求强化政府的保护与支持，而何况当时面对的强对手是当时干预经济的“强政府”国家如日本和法国，但教授们得出的结论却并不认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对企业的支持有什么好处，实际上今天的日本也明白了这一点，正进行艰难的改革。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一方面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转轨之路的诸多问题使人困惑，我国25位院士加上40多位专家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30位教授相比是一支具有绝对优势的研究力量，但院士们的研究得出了相左的结论。前面关于“国家经济控制力”的理论已经介绍清楚了，其关键词是“控制驾驭政权”。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对经济不应该是驾驭而是宏观调控和创造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其基点不是控制而是“松绑”，按“游戏规则”充分竞争，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体制下的自由经济。经济对政权统治的关系很简单，经济垮了政权统治就要动摇甚至垮台。但决不能说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强了，政权就稳固了，往往是适得其反。

　　本文第二部分已经通过对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以期澄清若干有争议的观点，并希望能清除某些观点上的障碍。只要观念上的障碍清除了，当前我国制造业在制度上的障碍就显而易见了。但要清除制度性的障碍即制度变迁就很艰难了，因为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者会极力反对。尽管这样，还是要努力不断去清除制造业最根本的发展障碍。笔者一生在对制造业学习、实践中不断总结所接触到的问题并进行了研究。在此简单地提出一些应予澄清并清除的制度性障碍，障碍清除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但愿能朝这个方向走好。

　　首先，要深化制造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

　　约在10年前，国务院就下文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其主要精神是充分发挥市场对投融资活动的调节作用，企业是竞争性项目基本的投资主体，建立投资决策自主、风险自负的自我约束机制，政府要逐步从竞争性项目投资中退出……上届政府曾公开承诺的五项改革中就有投融资体制改革。但事实上此项改革没有深化下去，政府在商业银行和企业之间退不出来，甚至强化了行政审批投资项目的作用。在激烈竞争中的企业对此意见很大，一个好的项目要审批几年，而市场不等人，项目还没上就失去了市场机会。即使项目未过时，也使项目的前期成本大大增加，特别是社会成本中租金的增加，还败坏了政府的形象，腐蚀了政府工作人员。

　　这一行政审批制度的取消并不会带来多大麻烦：把国企的投资项目交各级国资委负责，并把项目责任制落实到具体的人，以此来考核干部；民间投资和外资则采用项目备案制，但要依法明令项目应符合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的要求。

　　对于制造业其他行政审批制度也要进行彻底的清理。例如生产许可证制度早就证明无效，只会增加企业负担，“耗人耗租”；对于强制性认证目前涉及的面过宽，造成虚假的认证，反而欺骗了消费者。总之，要从事前审批尽快过渡到事中，事后依法监管，并坚持公开、公平的原则。

　　其次，深化行业协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把制造业诸多行业协会办成真正的民间组织，成为企业家俱乐部。

　　80年代末期，国家管理制造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如轻工、纺织、机械、化工、冶金、有色等工业部（总公司）中的专业司局、处，开始办行业协会。到1998年机构改革撤消上述各部（总公司）变成国家经贸委管理下的国家局。此时，制造业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多达300多个。分别由各国家局等部门进行业务归口管理。2001年在各国家局主管的行业协会之上成立了联合会，一般由国家局局长兼联合会会长，联合会对经贸委负责代管各协会。到今年本届政府不再保留国家经贸委，各协会又归国资委主管并由联合会代管。从行业协会上述历史的演变可以看到，它始终是依伴着政府，带有准政府的特征，仍不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与塑造下，走进市民社会，成为企业家自己的民间组织，即当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非政府组织（NGO ）。这种依附于政府的行业协会，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如组建的自主性、人事的自主性、权利来源的自主性。而联合会则背靠国资委仍沿引原来国家专业部（局）的方式和思路进行工作，如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行业会议（类似于过去的厅局长会议），会长常以行业最高领导的身份出行考察、参加各种庆典、作指示性的讲话等；对内则把握各协会的人事大权进行指挥，布置工作。制造业这种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积极性，有时甚至还要受到不必要的多余管制，既不利于行业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朝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演进。笔者调查了一个“中国林纸企业家俱乐部”的组建和活动情况：它是由国内著名的林纸企业家倡议组建的林纸企业高层人士进行沟通交流的民间“沙龙”，完全民办，具有非政府性、开放性、公益性、中介性、自愿性、自治性、自律性等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征。自2002年3月成立以来，目前已有会员单位39个，会员企业目前的生产能力约1100万吨，大部分为中、高档产品，代表了目前中国浆纸制造业的新兴和主导力量。笔者参加过该俱乐部两次会议，会议的研讨性发言很有水平，往往开成国际性的会议，近期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参会人员中海外（美、日、芬、加、韩、台等）同业人士在70％以上，会议规模为100多人。可是这种行业协会的新模式，却不能在民政部进行登记，名不正言不J顷。因此，改革现有组建行业协会的审批制，降低登记门槛；破除双重管制，取消业务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协会行为的监管，促进行业组织之间的平等竞争；在自治自律的条件下，一切权利来源于同业的企业家，最终办成真正的民间组织，这是方向，而且应该扎扎实实地进入改革的实施阶段。

　　第三，应尽快从推行产业政策大国的“路径依赖”中挣脱出来，对于以往为制造业制定的差别性产业政策应一律废止，并为新的对企业一视同仁的产业政策所取代。

　　产业政策的推行主要是通过差别政策对各个企业的支持和限制来实现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国家某部门出台的五类产业政策：倾斜性、鼓励性、竞争性、限制性、保护性产业政策。除了第三类竞争性产业政策是创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政策环境实现优胜劣汰以外（本应适应于全部竞争性产业，但前提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骨干产业除外，这还有什么公平和公正？），其余四类无非是限制、淘汰和保护、支持。显然，一部分企业将受到政府干预的限制，一部分企业将得到政府的特别优惠。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获得这种特殊利益，总是争相竞争，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产业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公共选择的特征。政府在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成为博弈的一方，有其独特的利益。这种差别政策甚至成了“寻租”的机会和腐败的根源。有人形象地描述某些优惠政策中的专项资金是“拿钱买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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