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仅就相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制度创新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运行机制。正如戴维·菲尼（Dawid Feeny ）所指出的：“……技术变化固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然而就技术变化过程而言，人们认识到了无论就导致技术变化来说，还是就使人们具有认识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潜在利益的能力来说，制度所起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张维迎则从更广更高的层次上指出：“国际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竞争。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演变为制度的竞争，公司治理结构的竞争。”

　　2000年12月，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天则研究所演讲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并与JeffreySachs 、胡永泰共同发表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他们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林毅夫提出了不同观点，林的观点在多处表明，国家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赶超战略，由于技术创新成本低的后发优势，成为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关键，从而认为后发劣势的出现不在于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体制的改革就进行技术模仿，而在于技术模仿的赶超，不得不导致了各种制度的扭曲。

　　笔者认为，发展战略、经济制度和共和宪政体制是在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的论题，是不能放到一个层面上进行比较的。发展战略是最低的一个层面，可以说主要属于技术性层面，如果一个国家只要解决这个层面的问题就能使经济持续长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同意林文的一个观点，即国家干预经济过多必然产生制度扭曲。因为经济制度问题是较高层次的问题，正如笔者前面说到的比较优势和赶超两大战略之争应抓住经济制度这个根本点。但是，林认为只要选准了发展战略就可提高经济效率，可以避免出现寻租、预算软约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战略只是一种思维，而不是管理，在政府不断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时建立一个自由、宽松而有序的经济环境，市场会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不会说话的市场将自动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至于共和宪政体制，它属于最高层次的政治制度，技术层次和它相距甚远，很难说模仿、学习的先后之分，但它与经济制度改革是不可分的。可以说，共和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一样是最不坏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三、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生产集聚地之一，进而发展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

　　1.当前我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与差距

　　根据有关资料：200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4.2万亿元（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下同），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41％，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8％；制造业就业人员8000多万人，职工人数3000多万人，分别约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1％，全国职工人数的28％；制造业企业缴纳税金4960亿元，占国家税收总额的30％；制造业工业制成品出口2930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0％；制造业以高于GDP 的速度增长，我国1980~2002年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9.7％，而制造业相应的年均增长率为12.2％。

　　据初步统计，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照相机、收录机、程控交换机、计算机主板、光盘驱动器、显示器、棉布、化纤、服装、皮鞋、钢、拖拉机、化肥、摩托车等上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在全球位居首位。目前，我国制造业已成为最大的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就业的重要市场和出口的主力军，是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份额从1980年的1.4％上升至2002年7％左右，约相当于美国的1／3，日本的1／2，与德国接近，暂居世界第四位。

　　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到美、日的1／20，英、法、韩的1／10；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6％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为40％~50％，反映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企业低水平重复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这里仅作最简要的介绍。

　　2.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预期

　　国与国之间制造业的竞争首先体现为生产率的竞赛，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竞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像克鲁格曼所说的仅仅由增加投入所带动的短期增长（Krugman ，1994）。王小鲁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1979~1999年21年间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2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6个百分点，占40％。单就制造业而言，Adam$zirmai 等人对中国制造业1980-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进行缜密的测算，并与美国制造业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比较，其结论为：在1980~1992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4％，与同期美国几乎同样的增长率增长；而从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以年均6.8％的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超过了九十年代给人深刻印象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至少超过1.5个百分点。中美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进程已经开始。黄勇峰等还对此进行了《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与以上研究结果相呼应，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制造业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对于新世纪的头20年，王小鲁作了一个极为审慎的预测：GDP 增长率保持年均6.4％的水平，到2020年人均GDP 将达到2000年的3.1倍，超过2500美元（按1999年汇率计），达到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世界银行，1998）。中国将告别贫困。根据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这6.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中要素贡献为4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2.4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9个百分点。笔者认为把90年代其他因素引起的生产率提高当作后20年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未免过于保守，正如该文所说“技术进步和创新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在测算时却忽略了。笔者在前面较详尽地谈到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技术创新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即在技术的扩散、转移和共享中，通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实现内外技术的融合、本土化，从而达到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接近。只要有合适的制度环境，后发国家技术进步这一趋势和规律必将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

　　两院院士也作了一个预测，2000-2020年，GDP 增长率约为6.7％（前10年为7.25％；后10年为6.25％），二者是比较接近的。在此基础上应用一般均衡模型方法预测制造业相应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前10年为7.5％；后10年为6.5％）。

　　笔者对上述预测作一个简单的推算：90年代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3％，后20年假定为2％，我国制造业先按上述7％计算，则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由2002年的7％提高到16.57％。根据历年的统计经验，制造业的增长率至少比GDP 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显然无论是按GDP6.4％或6.7％的增长率，制造业增长率只按7％预测是与GDP 的预测相矛盾的（暂且不论前几年制造业的增长率12％以上，落差如此之大）。如果我们将制造业的增长率相对GDP 的增长率调高不到2个百分点如8％，则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是22.38％；如果再保守一点，制造业的增长率取中即7.5％，则其对应值为19.30％。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进行保守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是20％左右，应该是世界制造业的一个较大的生产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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