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才是正相关的逻辑链。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确极其重要，但只能通过经济增长、节省政府支出、减少腐败造成的巨大损失等方面去逐步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就可以“顺利解决”。

　　4.关于“强政府”与不断降低社会成本的关系。

　　《定位》对政府的定位很高：“在我国目前强政府的条件下，政府在发展现代制造业基地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战略目标的确定、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过程中政府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运筹帷幄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关键点——不断降低社会成本中“强政府”体现了很大的弱势：“我国企业成本目前在社会成本方面和发达国家企业比没有任何优势，问题就出自各级政府。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政府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靠政府改革，靠政府的准确的功能定位，没有高效的低成本的政府，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制造业基地。”后面这段话说得太好了，抓住了我国发展制造业乃至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要害——一个低效、高成本的政府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但前面那段话却要这个政府在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等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靠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就出现了矛盾。我不知作者的本意，也没有拜读作者的另一著作《政府功能定位的理论思考》，但我国政府在功能上的错位即热衷于“设租”而直接干预经济、管制企业太多，确实成了我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制造业最权威的研究也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全面规划、设立专项计划、建立发展基金、集中管理、抓紧实施、实现赶超等。真是想不到，动用如此多的权威、耗费如此高的成本，竟只对政府作出了一个“满意”的回报，而对降低社会成本的一系列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叫“国务院各部委和社会各界”如何重视呢？笔者将以社会成本（《定位》一文定义为企业的二次成本租、税费、息）为主线，对于降低社会成本的诸多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进行分析，并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这一主题。
　二、从认识我国制造业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中，清除观念上的障碍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将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制造业中的某些待业收敛得快一点，某些行业收敛得慢一点。

　　1.我国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我国制造业按能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1SIC）直接对应或相互兼容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94）共分30个大类行业，若不计军工部门的武器弹药制造业则为29个大类行业、171个中类行业（下同）。笔者以中类行业为单位逐一进行经验性的粗略评估，有105个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占60％~2上。进一步只对所有行业的加工装配环节进行估计，则超过85％的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近几年来，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快速扩展和外资进入的高增长印证了这一点。但多年来对于发挥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之间、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之间的不断研讨和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笔者也想在此谈谈自己粗略的看法。

　　对于发挥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研讨双方有较对应的观点：一方是以林毅夫为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方则是对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持不同意见。归纳起来，林认为“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要素禀赋结构会升级得更快，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而实施赶超战略，则将抑制市场机制，产生各种制度性扭曲，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并出现寻租、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

　　对于另一方，并没有直接反对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他们认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内需大，对这样大的经济规模，应该主要靠政府组织并以自己为中心，因而在具体的措施上必然体现在某些产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重点扶植上。显然，战略选择是表象，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是本质。

　　对于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实际上分别属于比较优势和赶超两大战略，本质上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笔者在后面还要重点地进行讨论。

　　在今天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对劳动力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劳动的载体，还包括智力劳动。实际上任何劳动者都是这二者的结合，都是制造技术的载体。中国人的手、脑优势是制造业的最大比较优势。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几乎是无限供给。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低、管理水平低、社会成本高抵消了大半。”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低吗？如果从每年的绝对供给量上考察，一年几百万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几千万高中和中专毕业生，即使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勤劳、守纪律，学习模仿能力强，这种源源不断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素质低吗？加上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民主化进程滞后，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使社会成本（即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正如秦晖从反面指出的：“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张五常先生对廉价劳动力问题说得既直白又深远：“廉价劳动力浪潮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直接的影响是：高工资、高福利的工业化国家将面临危机。”这就是比较优势，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结构重组和新的分工格局中必将取得应有的位置，并显示其应有的竞争实力。

　　然而，我们的比较优势却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这一劣势上。在发挥比较优势辉煌发展时，也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过程。关键是如何使这二元之间的差异，目前还在扩大的差异，转换到利用差异去缩小差异，成为一个逐步收敛、能长期稳定增长的系统。对制造业来说就是要从清除干扰系统良性循环的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做起。到今天，竞争性的制造业从国有经济中逐步退出实现民营化，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营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营化的问题。

　　2.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流动中，制造业跨国公司整合全球各地的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分工、转移和重组，呈现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分工和整合的双重趋势。

　　制造业的水平分工是指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改革开放初期，境外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也是在全球市场上最具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欧、美、日、韩等国和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转移的速度加快，其年均增长率超过20％，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集成电路产业，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期，中国芯片生产未来3-5年将以42％的速度增长。目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的部分产品如手机、程控交换机、音响、彩电以及不少零部件和元器件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榜首。这就是制造业以加工组装环节为主体的整合。

　　制造业的垂直分工是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产业价值创造活动分为三大环节：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生产环节又可分为一般零部件（含原材料，下同）制造和技术密集的核心零部件制造。跨国公司首先转移的是一般零部件制造和成品组装，总的来说是先转移生产活动环节。正如台湾经济研究院高长先生在“台湾电子产业两岸分工与全球布局策略”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台湾电子产业到大陆投资趋势，呈现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